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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陵 发表于 2019-12-28 10:58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自序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自序
邵燕祥

    曾有人说,我的杂文比新诗好,我的旧体诗又比杂文好。
    这是夸我的旧体诗。我却不这么看。
    我以为,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诗,写了大半辈子,虽有很多败笔,其中毕竟有我的梦、我的哀乐、我心中的火和灰;其次是杂文,是我的思索、我的发言,数量大,十里选一,也还不无可取;最后,才是我原先只写给自己,或顶多是二三友人传看的格律诗――我叫它“打油诗”。
    在人们印象里,所谓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不只是说它谈不上艺术水平,更因往往于诙谐中流于油滑。有一位老先生就指问说,你这里还有悼诗,怎么能叫“打油诗”?当时我心里想,怎么,张打油就不许写悼诗吗?
    我把自己的诗叫打油诗,主要是缘于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的敬畏。在令人高山仰止的诗词歌赋大家和他们的的作品构成的众多高峰面前,我虽不因妄自菲薄而气馁,但终保持了不敢妄自尊大的一点自知。我不敢妄言对中国的诗词及其格律进行“革命”,连“改革”亦不敢轻言,我怕亵渎了几千年来著名和无名诗人的心血创造,也怕亵渎了历代知音读者的切肤会心。在这方面,我可以算是个保守派。
    如果我的诗词不合格律,那不怪格律,是我学得不到家。自然,因为是今人,我写不出古人才能写的诗,而且用词遣句会往现代口语靠近,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不能不说起,唐代有个张打油,名不见经传,但有一首咏雪诗在《全唐诗》外流传至今: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笼。
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看来,它的特点主要是以口语人诗,因此被人视为出语俚俗,即以其人之名名之,叫“打油诗”,带着轻蔑的意思。后来上千年间,什么不人流的歌谣顺口溜,全都随意抛进这个“打油”筐里。
    但是我发现,聂绀弩、荒芜、黄苗子、杨宪益,还有唐大郎(刘郎)等许多位当代诗家,偏偏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打油诗,却不仅是不避俚俗。
    我想,那首先是由于打油诗的无用之用,它的自娱性或“互娱性”(我创-个新词);既远离了“大雅之堂”,不属于庙堂和贵族,那就必定属于民间。
    不是把历史上的打油诗拔高,赋予它原来并没有的意义,而是突现它原有的自由色彩:在市井和草野间行吟。
    大家看这本书,头一首诗,就写于一九五八年初,这是我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静候处分之际,明知发表权已被剥夺,写作权受到限制,但是“人还在,心不死”,于是我便选择了格律小诗这种体裁,一不须铺纸拈笔,郑重其事,二便于口占腹稿,易于记忆保存--我写的自由体新诗,自己也记不住,但自写的七绝七律之类,好歹能背下一些。
    其后,跟聂绀弩在北大荒的遭际相仿,我所在的劳改农场,也奉命参与“全民写诗”的活动,算是“文化大跃进”的一部分吧。我虽是随俗,但更多是自愿地写下了歌颂毛泽东的一首古风《长江篇》。但因为那时思想还没“改造”好,此诗“虽是意在推崇毛泽东几十年来的功业,但我写得兴起,结束在‘何惜挥汗入江水,共写万里长江新历史’,分明是与毛平起平坐的语气,全无‘臣罪当诛’的惶悚之忱” (拙著《找灵魂一一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幸亏这些东西成束成捆地交到总场或其他什么地方,也就当废纸处理了吧,没落到批判家们手里。现亦收入此书作个纪念。至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我在被机关关押期间写的一些颂诗,已收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这里就不收了。这些东西,艺术上不过是传统所指的打油水平,而内容和精神却已大有悖于打油之旨了。
    尽管是真情歌颂,也还不能免于批判。一九六六年八月,有一场专门针对我旧体诗作的批判会,那是为了把我关入“政训队”凑罪名的闹剧。在一九八六年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时,我写为《审诗》一篇,现作为本书附录,以略见当时世态及文字狱“上纲上线”之一斑。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配到河南干校,从《咏鸡》开始,我才又恢复了“打油”之笔。
    可见要写打油诗,亦颇不易。黄苗子先生诗云:“思到无邪合打油”,良有以也。
    这本书的外编,收了我为丁聪先生和方唐先生的漫画所配的绝句,一画一诗,近六十首。
    因是命题作文,诗为我所写,意从画而来,不敢掠美,另编标出。

二00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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