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贤：诗心自守再雕龙——《古人论诗创作》增订本述略
诗心自守再雕龙——《古人论诗创作》增订本述略尹 贤
拙编《古人论诗创作》，根据今人创作诗词的状况和需要，选录古人约150家近700条言论，以供学习和借鉴。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总论，包括创作动机目的、立意与篇章结构、表现艺术、语言选炼、要诀与鉴戒、法度与变化、继承与创新等理论原则及方法，含赋比兴、用典、对仗等，树立典则；二分论，既按诗体论古诗、律诗、绝句、词、曲，又按诗类论山水、咏史怀古、咏物、题画、酬赠、时事讽喻，纵横交织，探幽发微；三附论，论诗人的修为学养。承蒙中华诗词研究院前执行副院长易行先生作序赞许，认为本书“用帅、举纲、张目”，“堪称古体诗词创作的《论语》，是诗家‘必读’”，是有利于中华诗词复兴的“宝书”。中国书籍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发行后，西南一所大学一次购买20册供师生研阅，一位高端诗刊副主编置诸案头以便随时翻检。书越是受到欢迎和重视，作为选编者的我心越不安，因为内文有十多个错字，而且有应该选入而未选的多条言论。为此，本人决定自费出增订本。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将它列入“诗词创作书坊”丛书之首，于2020年9月出版了增订本第1版。增订本增加了20余诗家约200条语录，全书达30万字。原本“总论”一开始就讲诗的创作动机目的，略显突兀，增订本因而在之前加了一章“诗的概念”，作为总论和全书的总说，意图说明甚么是诗。自古及今，我国好像没有一个公认完整精当周密的诗定义。从增加的这一章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诗的认识的发展脉络。《尚书·尧典》谈及诗、歌、声、律，为诗定义作了较好的开端。由于《诗大序》的重大影响，人们强调诗言志.后来补充以诗缘情。晋挚虞明确提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文章流别论》）,抓住了诗的两大特征。白居易所言，“诗者，根情、苖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像是一个诗的定义，说的较全面，但嫌粗略笼统。能说明诗的重要特质的，当是宋人严羽一段话：“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一唱三叹之音”。（《沧浪诗话·诗辨》）虽有发明，仍难作为诗的定义。本章中，还选有元郝经言“诗，文之至精者也”，明李东阳言“诗之体与文异，有声律讽咏”，袁宏道言真诗是“情至之语”，清吴乔用酿米饭而为酒以喻诗，田同之言“声情并至之谓诗”等。诸说虽非定义，但能说明诗某一方面本质特点而令人信服，有助于确定诗的定义，是可取的。纵观我国古人论诗，多未脱离诗的社会性，与现代某种“纯诗”观点不同。古人论及声律的虽不很多，但似无主张绝对自由否定声律的。古人论诗的概念，不仅对当今诗词作者有重要意义，对于写白话新诗的作者来说，也值得参照和记取增订本与原本最大的不同，是在附论里增加了一章“诗的评赏”。因为诗的创作过程，实际始自阅读欣赏，无论古今，是人觉得别人诗好，有趣有味，才产生学诗作诗的欲望。作者写完诗后必自我赏评，至少觉得有点意思才想到保留，或公之于众。评赏是写好诗、发展诗歌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己对人对社会都不可缺。评赏的好诗，就是创作要赶超的目标。创作与评赏相辅相成。原本只讲诗的创作而不讲评赏显然不足，增订本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诗的评赏”分二章，即“评赏的态度、方法与准则”，“评赏举例”。提到“态度”，人们联想到过去常讲的立场，往往敬而远之。由于人性的弱点，评赏诗也确有一个态度或立场问题，通常说来，就是公私正偏的问题。增订本选了南朝诗论家刘勰一段本书题作《务先博观，无私不偏》的言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土堆），酌沧波以喻畎浍（水沟）。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心雕龙·知音》）井蛙不足以言海，夏蝉何可以知秋。博观是前提，无私、公正是根基，评赏诗必求公心，不讲情面。苏轼好像专为权威人士立下一块警示牌：“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答毛滂书》）清薛雪指出诗界某些不良现象产生的原因，“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济，嗜好各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或心知，或亲串，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谈诗论文，开口便以其人为标准，他人纵有杰作，必索一瘢以诋之。后生立脚不定，无不被其所惑。”薛雪谆谆告诫：“吾辈定须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瓢诗话》）声如金石，启人独立思考，惟理是从。好诗的标准，最简约的一句话是钟嵘所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清袁枚呼应说：“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不必名家老手也。”（《随园诗话补遗》卷二）这是说好诗应有的客观效果。效果能达到入人心脾的程度，必然是诗的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不过古人没能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只是靠近或指向这一观念。如唐令狐德棻所说，“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指出诗文贵调远、旨深、理当、辞巧，“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若八音之繁会”。（《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南宋陈俊卿言，作诗赋须“中存风雅，外严律度，有补于时”（《䂬溪诗话序》）等，都值得重视。至于古人论诗“以意为主”，看重思想内容，似片面陈旧，其实并不错误。黄彻主张“以意为上”，在《䂬溪诗话》中举例说，杜甫《剑阁》“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与李白“捶碎黄鹤楼，铲却君山好”相比，语豪没什么不同，但杜《剑阁》意在削平僭窃，凛凛有忠义气，而李白捶碎、铲“但觉一味粗豪耳”，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作品在艺术性相似的情况下，以“意”分高下理所应当。古来流传的名句俊语，有哪一句思想情感不对不好的呢？现当代有人纠偏，论诗置艺术性于思想性之前，未尝不可，支持者多。但如稍过，又如不及。诗贵含蓄，总论第七章已录姜夔引东坡语“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附论“诗的评赏”中，再三致意。清吴乔言：“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围炉诗话》卷一）他赞赏李商隐讽刺杨妃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不赏杜牧《题乌江亭》之“胜负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杜牧此诗“露圭角”，着意见，开了宋人以议论为诗之门。针对诗的浅薄乏味，不耐读，清贺贻孙提出“诗贵厚”。他所谓厚，指神厚、气厚、味厚。“即如李太白诗歌，其神气与味也皆厚，不独少陵也。”厚不易到，有学杜者，形状庞然，自以为厚了，仔细观测，神浮，气嚣，味短，如“画孟贲之目，大而无威，塑项籍之貌，猛而无气，安在其能厚哉！”（《诗筏》）乔亿引明人陈白沙言，“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剑溪说诗》卷下）朱庭珍言，“诗以超妙为贵，最忌拘执呆板”，妙谛在“不即不离，若远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间。”（《筱园诗话》卷一）近人王国维似以形象思维为重，有言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人间词话》卷上）凡此种种，皆属有关诗歌评赏的准则，是诗歌写作者研究者所应拥有的基本知识和重要资料。我们可以参考西学，建立中国自已的诗美学，确定好诗的定义。诗最重要的是语言，木文前边已经谈及。增订本在总论“诗的语言”一章，保持原本多条名言，如钟嵘：“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葛立方引李白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杨慎：“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升庵诗话》卷九）叶夑：“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原诗》外篇上）等等。胡应麟言“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是不刊之论。为防止诗语的普遍浅易，增订本又选了胡应麟另一段言论：“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独步。中有太奇巧处，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诡，犹不失上乘。如“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则尖矣；“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则诡矣。”（《诗薮》内编）胡主张诗语入化，可巧可奇，但须“巧而不尖、奇而不诡”，举了岑、贾诗各一联以为病例，可议。今人主张诗语可尖新，适当陌生感，类似“寒杵捣乡愁”者，多获赏识矣。在“诗的语言”一章中，增订本添加了一条素不引人注目的“用字”。袁枚说：“凡古人用双字者，如依依、潺潺、悠悠、匆匆之类，指不胜屈。唐宋名家，从无单用一字者。近今诗人贪押韵，又贪叠韵，遂不得已而往往单用之，此大谬也。作者当以为戒。”（（《随园诗话补遗》卷六）可惜当今此类大谬不少见，名作者也有触犯的。诗语须通顺，勿别扭，本是写诗首先的基本要求，不能因人耳熟能详而忽视之。 诗词曲语言，均崇尚自然。元好问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诗》）沈祥龙语云：“词以自然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着色相，不落言诠也。古人名句，如‘梅子黄时雨’，‘云破月来花弄影’，不外自然而已。”（《论词随笔》）黄周星论曲之体，“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要诀是“雅俗共赏”。绝句是古今诗人最常用的一种诗体，讲究语言。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说诗晬语》卷上）其写作要点，刘熙载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诗概》）其它诗体语言特点和写作指要，备见分论，在此不赘。诗创作和评赏，有很重要的起码一条。清方南堂言：“作诗未辨美恶，先辨是非。有出入经史，上下古今，不可谓之诗者；有寻常数语，了无深意，不可不谓之诗者。会乎此，可与入诗人之域矣。”（《辍锻录》）辨别是诗非诗，看似平常无奇之语，却是高明中的之见。既切合于昔日，更适用于当今。当今诗作者以百万计，作品数量早已超过《全唐诗》数十倍，诚然可喜，但是真进入诗人之域可称为诗的似不很多。我们众多诗作者论者，只有明辨是诗或非诗，努力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发展真诗，才是诗国之荣之幸。附论“诗人修养”，原本选有关于品德的多人多条语录，如“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韩愈），“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王士祯），“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等，比较完备。鉴于如今社会价值观混乱，所以在本章之首新置屈原《离骚》三语录；“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亘古不移、光照千秋的格言。末又增添了一条洪亮吉的语录：“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北江诗话》卷四）增订本为方便阅读，增加了若干简注。如“搦翰，执笔”，“搦”字加了注音“（nuò诺）”。乔亿论“咏史诗当如龙门诸赞，抑扬顿挫”，对龙门诸赞注云：“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末的评论‘太史公曰’。司马迁生于龙门。”于注释之外，有时还加了一点按语。如关于对仗，尹按：“刘勰言‘反对为优’，有一定道理；但言‘正对为劣’似不合事实，古来诗文正对多于反对，优秀对仗句正对也多于反对。” 增订本修正了原本个别注释欠准确之处，订正了原本的文字差错；但不幸又出现了新的文字差错，致白璧有瑕，总是遗憾。承蒙江西师大朱安群教授为文《博採精梳寻坠绪，匡时矫俗振诗心》，说《古人论诗创作》绝非为古而古，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选取古人陈言为我所用，指点诗坛今事。为诗论拾遗补阙，为诗坛补偏救弊，展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他借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另一句是“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朱教授还将这部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作比，命名曰《诗心雕龙》，引用《文心雕龙》第五十篇序志的话，“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接着说：“前文我强调了先生异于前人的地方，其实先生同于前人的地方也值得重视，不敢苟同苟异，正是诗心的表现。诗心者，圣贤之仁心，天地之公心也。”教授的评论，自然是过誉了，编选者一介野夫，万不敢当。不过他说此书为的是阻止文化滑坡，进而图谋民族文化复兴，表现了其学术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倒是合乎我在耄耋之年编此书的思想动机目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上所述，未必精要切当，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同行和读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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