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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2016-09-23 14:44阅读:706
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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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群 摄)
  我姓沙,喉咙比较沙哑,声如其人。我的演讲题目本在来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饱了,撑着呢。”其实这个题目是随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来了之后,人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就纷纷请客,让我吃饱一点。
  第一顿饭,真叫我很感动,年纪最大的97岁李锐先生,主请的何方先生,92岁。上次来吃饭,是邵燕祥先生请的,这次无论如何他要来作客,他太太为这个饭局筹备了两个月,真的叫我很感动。快90岁的人了,发短信,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要求,要请什么人。我受宠若惊,沙叶新何能何德,能让这些人来请我吃,我真是差点热泪盈眶,给我太多的感动,我是他们的晚辈。
  第二顿饭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因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一次演讲,叫“不为权力写作”。他们这个协会冒着很大的风险,终于让我这个演讲得以进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他们请客吃饭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饱。还有每天都有叫吃饱了撑着的。
  其实呢,我吃不饱,因为我生过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撑船,我是个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撑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个特点,沉不住气,爱发牢骚,爱发议论,情感比较激烈,说话不着边际。
  既然已经吃饱了,每天吃,所以我就发点议论,我这要说明的,因为有两家,一家是博闻论坛,另外一家是腾讯,42个问题,要叫我回答。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微博上写有几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写,采访不接受等等,因为我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人。写传记我不接受,国君要我写传记,到我家来了三年,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个微粒。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有些人有种种原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说真话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兰的脾气,回族的脾气,非要说不可。就仅仅这么一点,说了一些很多人是由于客观原因不便说,不能说的话,我说了。拿这些言论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今天我怎么办呢,我就照顾各个方面,42个问题我是无法都回答的。
  然后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贵州做了一次研究,他们就提起朱厚泽先生,就讲到民主问题,民主这个门是要靠“挤”的,越挤越大,不挤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着这个态度,看我能说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师交流,我不是见到律师一定说律师的好话。我是拿上海的律师和北京的律师相比,北京有铮铮铁骨的律师,相对来说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这种估计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认识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师,就是因为重庆,那个李庄,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李庄的案子我看了将近两个月,我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国的处境,律师在中国的处境。现在就开始,我按照提纲说。
  第一个问题,你从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么样,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回族这个民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为主,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这个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讲沙,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是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长大、学习获得知识的一个少数民族。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脑子里一片空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再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空虚。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我就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怎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又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后天又准备到牛街去,也想做个礼拜,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里,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的伊斯兰,不要让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个阿訇,胡子很长,一看就是我们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后面来。他说我跟你说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补肾,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肯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伊斯兰教的,看过《可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我洗冷水澡。因为我1954年是脑膜炎,很快就考大学,考取了,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得过脑炎的人,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俄国的大文学家契诃夫,契诃夫我实在太爱他了。什么叫雅致,什么叫庄重,什么叫幽默。我觉得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以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一天。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我觉得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他们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就洗,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裤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为什么考华东师大?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第12个志愿的最后一个志愿,当时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读华东师范大学,第12志愿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现在又是另外一码事,他的校长很有名,你我都知道,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说到苏叔阳,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找上海沙叶新,就找到我,来了一个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组委会的委员、一个数学教授到我家里来,请我写。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后来我才知道,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讲,我就指了一个一万、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能给我个机会,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我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作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没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课、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专门到江苏来,什么人都可以给奖,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总是因为你们让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偷摸摸地虚伪,真是很那个。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学要举行这样的会,当代文学基地的基金,这个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拨款,那就给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国戏剧文学协会的会长,知道我的戏“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首演,最后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把蔡元培那个戏的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发给我。这就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在国内演出,尤其我昨天听到这儿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审查--编者按),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步伐将要大踏步地向前,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跳着说,我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第三代是我,这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俩人从人品、从学养,我真是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是大曲家,苏州人吴梅写的,叫“幸遇先生蔡”,这是中国的古文,经常词序会那样的。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在这之前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谁呢?是法国印象派的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其实是个音乐随笔。出版社有内容提要,说这本书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就是六十年代。
  《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贺绿汀先生坚信沙叶新是从法国回来的,是留学搞音乐的,他跟我们的黄佐临是邻居,有一次讲《文汇报》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沙叶新是何许人?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贺先生就一定要见我。就在这种时候,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到佐临先生的为人,他的学养,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我讲文革之后八十年代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我把毛泽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了。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或者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马上就要公开,杨开慧给她一个闺中密友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可是在当时,我真是唱红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在邮政局门口跳舞,整个地疯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可能自己连私安都没有,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类似在文革当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之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三个月了,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这种人我很尊重。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对他们理解,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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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群 摄)
本人是共产党员,中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胡耀邦亲自批准的,御批党员。1985年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无一日不看书。说,沙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长。而做院长不是党员不行啊,这么大的权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里,不可能。就劝导我入党,可就是通不过。为什么通不过,因为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我给党脸上摸黑,这是一条罪状,第二条你这个戏既然台湾演了,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像现在,你看你这个戏是反动吧,台湾都拍成电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对这个戏,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戏完全两种态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碰见个记者,说,我要见沙叶新。正好那个记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锦江饭店,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并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他们很迷信,说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她这个人真是有情有义。她现在那么红,还记得这个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惭愧。在这之前我跟谭咏麟的关系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后来死掉的那个,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见见谭咏麟。我当时想我是作家,知识分子,清高,一个唱歌的,好像没有共同语言,就没见。我到新加坡,他刚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们见面不可,结果在上海见了面。我万万没有想到谭咏麟影响那么大,我儿子听说了,爸爸,谁请你吃饭?我说,谭咏麟。你再说一遍。我说,谭咏麟啊。这等于邓小平请你吃饭啊。他就这么崇拜啊,谭咏麟穿什么衣服,鞋子有多大号码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响,你是想象不到的。谭咏麟住在锦江饭店时,歌迷从天津、北京跑到锦江饭店来,彻夜地唱谭咏麟的歌,实在是扰民,没有办法了,谭咏麟亲自下来,租了20辆公共汽车,跟大家见面,给大家签名,然后把这些歌迷送回去,影响这么大。
  再说回来,佐临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赶快有人填这个位置。他当时在广州的从化休养,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拿着这封信像面对一团火一样,佐临先生留学英国,一看就是那种绅士风度,但他绝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说小沙你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假如我投机,我第二天会写入党申请书,佐临肯定就保驾我。我想这是慎重的事,想了两个多月想通了,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在上我能跟邓小平、胡耀邦在一个队伍里,我感到光荣。在下我跟佐临、吕复,跟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演剧队的那些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个组织里,我感到光荣。所以我很慎重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支部不用说,一致通过。文化局有通过,就市里通不过。于是,部分老党员就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这么多年自到人艺以来的种种表现以及总支都批准了,按照党章总支批准就可以,等于挂了号,就把这原因列了。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个秘书,好像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调查情况。我们剧院这些党员的信呢,都在知识分子处,正好有封信是给胡耀邦的,反映沙叶新的问题。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谁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后,好像交给胡德平了,这样就转到耀邦同志的手里。这也让我很感动,这一生我虽然有很多坎坷,总能遇到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后,有个总批,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倾向性就很明显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对党中央、反不反对胡耀邦。这又是怎么个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之后,上海人艺是主动演的,全国各地都在演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观点分裂,干部都坐在前台,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拼命鼓掌,是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种景象。干部的心里也很复杂,他不敢表态,他没看过这种戏,怎么可以批评干部呢。因此,1980年,还是1979年,对不起我数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实主要是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开了一次全国剧本讨论会,这是六十年以来,或者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一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也让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事。讨论的结果,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一个地方,对我极为爱护,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容易夸张,首先是鼓励,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当然我不会听进去了,我知道这是搞宣传。我说当代这个不行,我差远了,我真的不是谦虚。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坚决不让改。我至今还是这个脾气,因为我写初稿的时候是用尽全力,一丝不苟。
  我说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谁改?叫宣传部改?然后组织一些班子来搀沙子,我说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们搀,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这是犯了大忌了,这个淡我打了一个引号,就是咸淡的淡,浓淡的淡。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八十年代的那个戏剧的大好形势,这盛况啊,就要逐渐变淡了,那叫“扯淡”。
  我说你们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后类似这样的剧本,批判社会黑暗的,批判官僚主义的就再也不出现了。这我说对了吧,好多年都没有嘛,戏剧界得转向新的表现形式,转向小剧场。但是这种戏没有,那叫扯淡。他们就上纲上线,你说胡耀邦扯淡,你说党中央扯淡,你是攻击胡耀邦。我不够入党条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这个。耀邦同志在部分党员信的旁边,批复说不要把他和这件事联系起来。话说到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于给我定性了。有人说沙叶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志在大会上那么夸奖他,当代鲁迅,当代那个。他怎么还敢写《扯淡》的文章,辜负耀邦同志的信任,违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说,你们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还有段话呢。耀邦同志在这个报告上讲,我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执行的,我这是意见,意见可以讨论的,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见。我说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见嘛,所以我发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志的批示发到上海市委,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不但如此,新华社发全国通稿。题目很光辉,听起来也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沙叶新。你看以前不是党员,好不容易入党,才没几天就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所以要搞喜剧就该在中国搞,政治喜剧太多了,这就非常荒诞。当时的选举还是比较民主的,背靠背开党员会议跟群众会议,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选了。现在我愧对于党,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年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总支也知道我,特地写信,说你身体要是不好,可以请假啊。但是有一点,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党费我照交。党费不交,你给别人,给总支带来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交交一年、两年。我还附了一封调皮的信,假如不到两年就开除党籍了,你得把党费退给我。这是我的入党。
  那天第一顿饭,这些老同志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两头真,年轻的时候满怀热情,真诚地参加抗日,追求进步,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追随共产党。没想到这么大一段时间,中年、壮年受骗,到晚年他们却又回来。就讲到谷开来,这个应该还没有被证实,尽管谷开来现在受审,但是对她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温/家/宝同志讲的要实事求是。不过作为一个新闻说,谷开来的孩子发烧,坐车要赶到医院,结果在北京路上塞车了,根本不管红灯。是开枪打死的人嘛,打死对方来搭车子的司机。这是那个老同志讲的,就讲谷开来,不把人命当人命,在他们的心目中,人连蚂蚁都不如,真的是这样,更别说尊重人了。
  顺便说一句,我就不相信,一个能把自己的父亲踹得肋骨都断了,父亲坐了十年牢,母亲在监牢里自杀的人,他那么热爱毛/主/席?怎么可能,违背常识嘛。所以说,只有恢复文革,只有极权,只有个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的权益就是这个。对于温/家/宝我就不说了,就看别的。
  剧作家哈维尔先生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很荣幸跟哈维尔同行,他也是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我也在写小说,我的小说不成功,写了三稿。也看过崔卫平赠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我不认识崔卫平,崔卫平说,这本书一定要送给沙老师。我不具体谈哈维尔,我只说他一句话,活在真实中。太有针对性了,这个太针对中国国情了,我们多少人活在虚伪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说一句,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虚伪过。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实,哪怕我说错了,那也是真实地错,而不是虚假地错。在车上我听音乐,我听音乐会哭的,看戏也会留眼泪的,爱看画,爱自然。但是我最钟爱的还是戏剧,前年我到欧洲去,我到贝多芬的故居,看着他的原稿,就感觉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气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这当然我是文人,会夸张,会描写,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个人假设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有多好。当然我是理想主义者,要达到那个境界,还要我们做些牺牲,我们精力上的牺牲,兴趣上的丢弃,我们尽量去做这个。
  我不是个政治家,也不是时评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会眼睛发亮,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艺去看戏的,《推销员之死》。从这点来说我也是吃饱撑的,你干嘛写那些杂文,干嘛写那么多的时评,干嘛写那么多的微博。苏联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天24小时,他把一天24小时设计得很好,我读什么书,要做什么事,我的工作程序怎么样,我也是这样。早晨我要烧早饭,什么时候拿鸡蛋,什么时候拿勺,什么时候烧水,什么时候打开电脑,然后再过几分钟赶快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吃,我在家里走路都是小跑,非常爱惜时间。可是我这么爱惜时间的人干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进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饱撑着的人去走,是这样的。
  去年《新民晚报》就批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什么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还“们”。我说毛/泽/东也和他的女人们呀,门当户对啊,是吧,都是“们”。为什么男人可以“们”,女人就不可以“们”呢。《新民晚报》公开批判我这个,安全部也找来劝我,不要给香港演,投鼠忌器。因为江青她不会翻案,前年演了,这个导演我非常佩服。香港这一点比较好,毕竟是一国两制,不会送本子到新华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联办,但是他会干涉你,他控制三个报纸啊,《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他会限制你。
  可是这个导演会说话。当局问,听说你们要拍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呢,这个导演说,是啊,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戏。当局说,好啊,来看看戏。结果一个没来,怎么说服他们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的演出,极大地证实了一国两制的胜利。他这个话中听啊,就演了,就没有干涉,也不敢来看戏。来看戏本身就认为是个态度,中国的官员真是活得累啊,戏都不敢看,还怎么评价,结果临时打电话说要开会,还算礼貌。
  这个戏在香港用广东话演的,加了一点歌舞,为了适宜给香港的青年看,因为现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呢,美国的百老汇演英语版的,英语不是我翻译的,现在已经开始造势,我也去导这个戏,联合导,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一定要写导演沙叶新,编剧沙叶新。我说这不好的,一看导演是我,编剧也是我,不好。我说,做个副导演,我名字在你后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导演十天前,我来北京之前,一下飞机就到我这儿来,首先告诉我好消息,已经开始签约了,这个戏黄不了了。
  外国人做事是非常严谨,明年是肯定的,档期没定。但他们有点顾虑,怕造势太大会影响我在这儿的安全。我说不用怕造势,这个本子绝对不是根据中央文件来写江青,不是写从头烂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说她是三流的演员。还有人说江青是秃子,是假头发,那都是我们的政治语言,是中共的语言。应该来说年轻的女人一般来说都很漂亮,因为高挑嘛,山东人。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贫寒的子女,到上海来追求进步,不敢说追求革命。她喜欢的这些男人,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一时之选啊。包括俞正/声的爸爸,黄敬还做过部长呢。还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纳,他是写进步影评的,当时没有做二奶嘛,这就应该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艺界这个是小事,都很穷,住在筒子间,筒子间是一楼到二楼楼梯拐角的一个小房子,一般都是佣人住的。文艺家们穷,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据说魏鹤龄,魏鹤龄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岁数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鹤龄,打地铺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这样,你至少说她是追求进步。到延安,你说她三流也好,她毕竟是个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个山沟沟里,不能不说她有革命的愿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么脆弱吧。她去了,这都应该肯定她嘛。那我是这样写的,只是到文革期间权力失控,她才开始变嘛,才变得那么丑陋嘛。所以我跟导演说,你别怕,经得起审查的。
  还有一个新戏,已经写好了,为了保护那个剧团,我就没涉及“六/四”。但是邓丽君在“六四”的表现上流泪,大陆都没报告这个。我为什么写邓丽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湾,到法国,都采访过。我认为我掌握的材料比较全面、比较真实。也到邓丽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邓丽君说,邓小姐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我会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样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说,我一定要写六/四,不写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邓长禧说,不写六/四就不是邓丽君,你就歪曲邓丽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邓丽君的六十大寿,本来这个戏是在六十大寿的时候演,可是现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个演出旺季,剧场已经定好了,但是我剧本没写,戏曲都写好了。邓丽君我就光说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说了,都知道,一直充满了戏剧性。另外我说她这人很好,没有什么绯闻,很单纯,很有礼貌,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一个女孩子。
  几乎在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连佣人都说她好。给小费都比别人多,只有她最后在法国那个男朋友,说,你给太多了。她呀给十块,她男朋友会把五块拿走,她是这样的人,人很好。中联部、统战部为了把邓丽君统战过来。只有她来大陆能举行一次演唱会,那影响巨大。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邓丽君的歌声,为了统战,她不遗余力,已经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邓丽君的家里去,可以和邓妈妈在一块吃饭。邓丽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陆,她是河北人,离北京不远。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为有军职在身,那时候国民党还有限制。她说我在大陆,一方面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没到过祖国来唱,我觉得是个极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设能到大陆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带给我的亲友看,再给亲友拍一些录像带带回给爸爸妈妈看,也了了他们的故国之思,尽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经开始做组织工作了,乐队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经选好了,邓丽君提出来第一场在天安门,一定要在天安门演唱。那个时候你谈什么条件都可以,你只要能来就行。来了之后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她在城楼上唱的,不卖票。为什么不卖票?我要报答那些八十年代听我的歌,用那个机子听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开除团籍、受到批评等等的歌迷们,我要谢谢他们,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进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买不起票。因为已经跟我们说好了,卖票随便你,你要多少钱是多少钱。大家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乎钱的,能把她搞到北京来演出一下,你说那个影响有多大。那比张惠妹到大陆来的影响大多了。这个时候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天天看电视。我跟你讲,其实在台湾,在香港,他们的人民吧,群众吧,对国内政情的关注大大超过我们,或者超过现在我们的一些人,我们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来是谁,真是这样。
  (《律师文摘》编者按:全文完,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沙叶新先生审阅。共识网编者按:本文有较大幅度删减。全文请登录法律博客阅读:http://lvshiwenzhai.fyfz.cn/art/1048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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