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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唐文宗

杜鹃千载犹啼血--- 纪念杜牧诞生1200周年
王中陵

    说起杜牧,不论其文,其诗,均有脍炙人口的上上之作。今年是杜牧诞生1200周年,今天,我们在杜牧的故里纪念他,应认向他学习些什么,才不负忝为杜牧跨越时空的乡党呢?
    我认为,杜牧令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第一是他的关注现实。他的诗和文现实性极强,如他在《上知已文章启》中所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的,绝少无病呻吟违心之作。针砭时事政治,寓意深刻笔锋犀利,不媚时、不媚上。史传说他:“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东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五千座,小型寺院四万余座,僧尼近三十万人,全国寺院共占良田数千万顷。由于从唐太宗起,历代皇帝就带头礼佛,“以身作则”,佛教几乎成了与政合一的国教。故,时“王公庶士,奔走舍施”以祈来世,老百姓亦步亦趋,多“废业破产,烧顶灼臂”(《旧唐书•韩愈传》)且图今生快活者。阿育王把释迦牟尼遗骨分为四万八千份,出口分送世界各地建塔奉养,扶风迎得半截佛指,建阿育王寺以奉之。此寺唐时更名为法门寺,占地百余亩,跟着半截佛指受供奉的僧侣盛时竟多达三千之众。易佛为祖,便有现成斋用,能捧正经,谁种苦地?本应清静之地的佛门却变成寄生虫的乐园。对这些唯捧经诵佛为务,整日忙于教诲人、引导人、鼓舞人、大慈大悲普渡世俗凡人去彼岸,除了救苦救难拯信徒于水火,舍此再无其他谋生手段之士、如来佛的东土全权代表们,杜牧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但揭露佛教生死轮回、极乐世界纯属虚妄,更是尖锐指出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舍财拜佛无非是“买福卖罪”、伪善而已。这在当时举国上下一致礼佛诵经“全盘佛化”的大环境下独发异声,不畏被人诬为“异教徒”、“异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借武宗之口道:“穷吾天下,佛也。”僧侣集团恶性膨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终于闹到了朝庭供奉不起的地步。逼得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于会昌五年不得不下“废浮屠法”,直以邪教视之予以取缔。废全国佛寺,折毁寺院44600多座,勒令26万多名僧侣还俗“解嘴归田”,没收寺院僧侣的奴婢15万人并转为税户,(吃不成大‘庙’饭还得交税!)寺院所占数千万顷良田被收归国有,毁铜像、钟、磬以铸钱。所铸钱正面铸有“开元通宝”,背面为“昌”字或各州州名。史称“会昌灭佛”。实在是结结实实地为农民减了负,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引用文宗皇帝对宰相的话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这段精采的话使我甚至对唐文宗也充满了敬意。手边刚好有一条新华社3月6日播发的消息:“目前我国平均每28个人就养着一个‘吃皇粮的’,全国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高达4500万人之巨,每年仅工资一项就吃掉大约4500亿元的‘皇粮’!如果加上办公设施、住房、医疗保障等等支出,那将是接近万亿元的财政支出!面对如此之高的比率,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消耗,难怪朱总理在任期内多次慨叹‘吃饭财政’的严峻。”提到老百姓与吃皇粮者的比例,两汉时945∶1,盛唐时500∶1,康熙时91∶1,新中国成立之初500∶1,1978年时50∶1,眼下己是28∶1。农民所负担的可远远不止五种人,哪个单位不是最少四套班子叠屋架床?半个世纪来继承了关注现实这一优秀传统的当代诗人,我可以举出不少,虽然其人数与诗人总量太不成比例。有一位可令如今“闲陪代表忙终日”的骚客汗颜无地的奇女子令我非常景仰,我认为她的诗词不论思想或艺术魅力都不逊于李清照。特别使我心灵感到震撼的是她那些关注现实、极富家国之感的作品。她就是23岁时以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名动天下、人称“沈斜阳”的沈祖棻先生。读《涉江词》首先打动我的就是她以1938-1942年间国际大事为题材,纵论中、苏、美、英、日、德、意,放谈国、共、蒋、汪的十首浣溪沙,以及写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枪杀武汉大学学生的《谒金门》、《鹧鸪天》等作品。仅举其中二首

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水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    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真悔懵腾盼凯旋!”真令骚情万种只会大捧《燕子笺》臭脚者羞死。

历历新烽照劫灰,东归愁认旧楼台。剧怜万姓成孤注,怅望千秋赋七哀。   朝市换,估船来。横江铁锁为谁开?百年难待悲辛有,何处青山骨可理?

    何等悲壮!何等沉痛!在积极关注现实、关注苍生疾苦方面,她是当代至刚至烈的女杜牧。一部《沈祖棻诗词集》几乎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的诗词史。
    杜牧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是“刚直有奇节”(《新唐书•杜牧传》),杜牧对事对人,有自己的看法,绝不随时俯仰,苟合取容。他自道:“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书》)“邪柔”二字最堪玩味,杜牧性情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极不“温柔敦厚”,更别说那“邪柔”“绕指柔”“掌上轻”了。“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烟花女子嫌杜牧“薄幸”、欠温柔,其实杜牧即使对当今圣上,也是极不“温柔敦厚”的。唐敬宗沉溺声色,大搞“形象工程”。对“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杜牧“故作阿房宫赋”以剌之。(《樊川集•卷十六》)直以暴秦喻指当今: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廊;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什么叫诗人的“良知”?为什么说诗人是社会最灵敏的传感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这些诗作为什么能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是因为杜牧所抒发的是人民的心声,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放眼而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首长工程、形象工程,纪念工程,世纪工程,盈耳的是一片颂扬之声。香港回归,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庆典活动就花费了三千亿人民币,造个三峡,才用了多少亿?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对五十大庆的看法是:“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想当年举国上下一片莺歌燕舞的陶醉和繁忙,杜牧的这一点遗风,我们继承到了多少?不放弃社会批判是诗人的职责,聂绀弩,沈祖棻、熊鉴、江婴……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杜牧第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创作态度。他论诗:“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论文:“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无庸讳言,有不少诗人批评杜牧一生充满浪漫和矛盾,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樊川文集》只有一个流传版本,是由杜牧的外甥裴延翰编定的。杜牧任中书舍人时把平生所写文章千百纸付之于火,只留下十之二三,从此可见他对待创作的严谨态度。
    我在探讨江婴先生诗歌时引用过阿多诺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果诗以“温柔敦厚”为唯一审美标准,那么,以这种标准写奥斯维辛、写反右、写文革,选择温柔甜美的词藻、华丽典雅的行文来描述极端黑暗年代里的人类苦难、血、和泪,写诗是野蛮的,残忍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为了防止极权专制卷土重来再给人类酿造更大的劫难,诗可以怨,诗可以怒,甚至可以咬牙切齿:“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提倡写诗温柔敦厚,劝对四人帮也不要叱骂者,恐怕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巳在说什么。今年又是聂绀弩诞生100周年,也许是巧合吧,绀翁也是一个极不温柔之人。按“温柔敦厚”的标准,也是应予“杜绝”的,怎么可以把绀翁归入“温柔敦厚”一类呢?“两岸猿声啼不住,”可怜海拔淹千山。谨以此文纪念杜牧诞生1200周年。

一声戍叫巨椽飞,胆气今犹耸翠微。
惜祖岂容随异化,寄生耻与作同归。
刺秦直写阿房怨,指幻胡云满狱晖。
不笑牛山遗对泣,长安己堕血沾衣!
      
2003.6.1
原载《同舟共进》2003年第十二辑重刊于《雁塔之声》2014年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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