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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成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活下来也真不容易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王志成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
赤脚裸身锯大木。
音韵铿锵,节奏悠扬。
爱他铁齿有情,
养我一家四口;
恨他铁齿无情,
啃我壮年时光。
这是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故园九咏•中秋》的一节,他以深沉哀婉的笔触回顾了他被打成右派后那一段无奈无助的岁月。1957年,流沙河因为《草木篇》这组新诗,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1966年从四川省文联被遣送回原籍金堂县老家,在那里做了12年木工——6年拉锯,6年钉包装木箱。这首诗就写的是他当时拉大锯解料的境况。诗中说,窗纸刚刚透亮,他便背上小儿赶去工棚。安置好小儿后,“便忙着解纽扣,脱衣服走到架木料的马杆旁,裤子已经脱了,只剩一条幺裤遮丑,裸体、赤脚,二话不说,便同联手拉起来。为了不浪费时间,上厕所小便总是和联手一道,跑去跑回。”(摘自《锯齿啮痕录》)虽是这般艰辛,但他却不忘自我调侃,称锯声铿锵,节奏悠扬。说爱它,是因为它能养家糊口;说恨它,是因为它消磨了他无比珍贵的壮年时光。
事实上,流沙河在这二十多年的岁月中,所受的磨难远非如此。除了拉锯,他还做过砖坯,抬过笨重的水泥电杆,以至双肩被压烂溃脓。期间,他多次被抄家,遭到批斗,被扇耳光、挨打亦属常事。
除了对他这个大右派百般折磨外,造反派并不因其妻何洁在哺乳期而放过她,仍然抓她去批斗,致使何洁在高压、欺凌之下乳汁断流。当时他们的余鲲才4个月大,饿极无食,只得吃蒸红薯充饥。由于营养不良,一岁多了还站立不稳,无法开步。因为家贫如洗,余鲲被蛔虫堵塞肠道,肚子痛得绕桌跑圈也无法送医院,身为父亲的流沙河只能拱起脊背顶着儿子的肚子以减轻他的痛苦。
但流沙河令人感佩之处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里淡定的心态,岂止是宠辱不惊,倒还有点黄柏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意趣。造反派押他戴高帽去游街示众,他却在内心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潇洒、、、、、、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真正的老派文人之修为。试看造反派又岂能奈何于他!这与社会上流传的“文革”中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批斗会上自戴能节节升高的高帽,致使台下一片哄笑,连台上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子也忍不住笑了,从而使一场严峻恐怖的批斗会就此流产的传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毕竟归传闻,前者却是真实的。
故而他认为,“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倾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
对于流沙河先生的这番苦涩告白,笔者倒稍有点不同看法,觉得两者似不好对比,因当时各自具体情况不同(所处的境况,遭遇的强度、压力等),况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当然,这也还涉及到对生命价值的取舍判断和生命智慧。此处不做评论。
    “文革”时期,有的人被无数次批斗,人格侮辱,如果受不了,自杀,反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但若苟延残喘地活着,也不行!因为你已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只是一个“反面教员”,将随时随地遭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即便是曾经历过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也难以承受,如张琴秋、闫红彦等自杀即是也。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摧残非常人所能感受,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轻生?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许多闻名海内的大教授、大作家都因为不堪凌辱而自尽了,老舍、傅雷亦在其中。他们并非不懂得生命之可贵,而是在残酷迫害下导致的自杀,是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让他们绝望,只好以死明志,以死来维护尊严,其代价可谓大矣!当然,这一特殊时期也有更多忍受煎熬,劫后余生的人。
这沉重的一页虽已翻过,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需要汲取的东西太多太多。老舍、傅雷早已作古,流沙河先生依然健在,要说,老先生历百劫而苍劲也真不容易,其识、其韧,令晚生钦佩!草撰七律一首,以作本文结语。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钦点新诗获右冠,含冤劳役掷华年。
无非草木真情抒,岂料流沙贾祸煎。
锯齿痕深留痛史,文坛心悸恐硝烟。
是风虽远前车鉴,惟愿花繁禹甸天。
                                                                                                      20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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