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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艺斋说诗》说说好诗的“无理而妙”(2)

《品艺斋说诗》说说好诗的“无理而妙”(2)
文|梦欣
前面谈到,历来的诗评家们都接触到了“反常合道”之“道”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但都没有说清楚,或者不如说是没有说准确。
为什么诗评家们没能把“反常合道”之“道”究为何指准确地说出来呢?
笔者觉得,这就是自古至今中国诗词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缺陷,热衷于片鳞只爪的个体解读而缺乏整体把握。中国的诗话词话数量之巨大是世所罕见的,但“兴之所至,仅取一端”,“往往开门见山,兔起鹘落,戛然而止”(孙绍振语)。是以先前朱光潜先生就认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这话也未免过于偏激,毕竟有志于此的国人尤其是圈内的人还是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的。大部头的诗学专著也都陆续出版了,局面会很快改变的。
实际上,“反常合道”的诗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是以“反常”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合道”所融入的“道”的性质也有区别。比如,上举李益诗中的商妇想“嫁与弄潮儿”,反常的是“心思”,有悖于正常的品质判断,属于心理方面的“无理”,其所以能被读者理解,是因为符合人的情感变化轨迹,所合之“道”为“情理”。上举柳宗元诗中的渔翁瞬间不见,反常的是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有悖于视觉感知原理,属于景象描述方面的“无理”,其所以能被读者接受,是因为符合诗歌“非逻辑结构和跳跃性感知转换”的艺术表现手法,所合之“道”为诗的艺术法则。上举李白诗和陆龟蒙诗的说法涉及的是行为和议论方面的“无理”,有悖于生活现实和客观规律,其所以能增添作品的魅力,是因为诗词可以借助想象、虚拟和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所合之“道”既有“情理”也有艺术法则。
如此看来,“反常合道”之“道”,至少有三种:1、情感变化规律,即“情理”;2、艺术表现规则,即“艺理”;3、“情理”又兼“艺理”。
下面分别举例来说。
1、合于“情理”的诗作以“反常”为亮点营造俘获人心的共鸣效应,情痴而致“妙”。
人的心理结构是相同的,人的情感机制是相同的,人的感情变化规律也是相同的。是以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人到感情激越、遭遇情感波折或悲喜过度的时候,常牵情于物,移情于事,迁情于人,一时会说出各种“无理”的话来。而正是这些话语的“反常”之处、“无理”之至,方见情之真、情之痴、情之烈,惊人耳目,动人心肺,乃至断人肝肠。写诗,能着眼于此,有意以“反常”之表述营造冲击人心的共鸣点,通常便可取得“无理而妙”的效果。
先从上举李益那首闺怨诗来分析,作者写的是一位商妇的怨情。丈夫是做生意的人,只顾赚钱,朝朝误约,久出不归,思妇怨恨至极,于是发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怨语。这是说,早知道潮落潮涨皆有固定的汛期可以等候,就应该嫁给在水上谋生的那个小后生。潮有信期而人无信约,这是怨妇拿来对比的两件事。从逻辑规律来说,一为自然现象,一为人事现象,二者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从生活经验来看,弄潮儿当知潮水信期,却未必便对人守信,商妇以“弄潮儿知潮水信期”为理由要嫁给他,显得荒唐无稽。作者这样写商妇之想,显然违反了一般的生活常识与思维逻辑,下笔“无理”。可是,正是这心思的“无理”,方把思妇心中那种由怨而恨却又无可奈何的百般滋味,真切生动地传递出来,使读者获得奇趣无穷的艺术感受。这等“无理”的荒唐之语,恰恰是至真至切的情至之语。
再看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诗写宫女失宠的幽怨。主题与李益诗相类,也是出以“反常”以“无理”而摇动人心。李益拿“弄潮儿”与商人作对比,这王昌龄却拿宫女“玉颜”与“寒鸦”姿色作对比,“寒鸦”犹带“日影”,显然其姿色便胜过自己,则自个“玉颜”之憔悴可知,其内心的幽怨亦坦露无遗。这里的“反常”和“无理”在于,“寒鸦”尚且能得到皇帝的宠遇,其漆黑如炭的颜色竟胜过自己如花似玉的容颜,这想法极为荒唐。然而,“设想愈痴,其心愈悲”,正是这心思的“无理”方深刻地表达了宫女内心的哀怨。
李白《长门怨》其二也是同样的用虚妄而“无理”的心思叙写宫女无尽的幽怨:“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明月本无私,光照也非情,说明月“独照长门宫里人”,当然是长门宫人怨极时所生出的虚妄的想象。这心思的“无理”,同样昭示心中的积怨。所谓“见月之有意相苦”,乃得“说怨意妙”的效果。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人怨恨至极时牵情于物的情形,周在这首《闺怨》也一样:“江南二月试罗衣,春尽燕山雪尚飞。应是子规啼不到,故乡虽好不思归。”故乡春景好,但出门在外的人没有回来。倒是这闺妇心胸开阔,不怨人而责鸟:“应是子规啼不到”,明明一肚子怨恨,却以责鸟之言泄之,也是痴语!
施肩吾的《思夫词》则迁怒于人,益见“无理”:“手爇寒灯向影频,回文机上暗生尘。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闺妇因夫婿长久离家未回,到处打探音讯,连算卦卖卜的都去过了。殷切的期盼次次落空,忧怨交集,乃因桥头卖卜人的话不灵验而迁怒于卖卜人了。行为的“无理”,却活生生表现出妇人莫可奈何而怨恨不已的痴情心态。人的情感有时就是如此不可理喻,而越是“无理”,越能见出女子思夫之心切。
    也并非只有女子才会有痴情至极而出现不可理喻的心思和行为,宋之问的《渡江春》写的却可是大男人的情感经历:“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宋之问从泷洲(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写的诗。按照常理,应该是“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但作者却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看来有悖于生活常识,是为“无理”。但略加推敲,又当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作者贬居岭外,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越是思念家乡,越是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生怕他们由于自已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因此“不敢问”也合乎“情理”。这是长期客居他乡,不见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韦庄的一首《菩萨蛮》,与宋之问的写法相似但心态又略有不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会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常理来说,久客异乡的人,总能以回乡为盼。作者却偏偏反过来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也是“无理”。正因其“无理”,方表现出了一种极深婉而沉痛的情感。
乡思,闺怨,离情,别恨,情之浓郁不可化解者,多有这种不可理喻的心态,诗人正是基于这种人情之至理创作大量“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诗词作品来。越是“无理”便越见情真。情真,方有感染读者的力量。情真而入痴,便易见“无理”之妙趣。
再读清代女诗人席佩兰一首《寄衣曲》:“欲制寒衣下剪难,几回冰泪洒霜纨。去时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想给离别在外的夫君做一件御寒的衣衫,不知道丈夫是胖了还是瘦了,竟然要从梦里量一下夫君身材的尺寸,这情痴而“无理”的情形,更是惹人发笑,但笑声过后,便不免称誉这诗的妙趣。妙趣尽从“无理”而来。
记得当代北方诗人张智深也有一首“无理而妙”的作品,是写一位母亲痛失娇儿的悲痛情感的,诗题为《邻妇为亡儿办十岁生日,感作》,诗曰:“泪涴铅脂一载遥,无人再割奶油糕。娇魂若向台前坐,十指为儿作烛烧。”这诗在诗坛上曾引起一番争议,褒贬不一。贬之者就说“十指为儿作烛烧”想象过于离奇,结句“无理”。其实,这也是情痴之语,正因其痴,正因其“无理”,方能表达一种天地为之动容的母爱,倘无痛彻心肺之情感,便无有悖于事理的痴语。
要之,凡属这一类牵涉情感方面的“无理”诗作,其“反常合道”所合之“道”均为情感变化规律,都属于事理不通而情理可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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