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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教 不能回到那样的岁月

不能回到那样的岁月
——《凹凸斋闲笔》序言
杨  教

    何希明先生是我未谋面的的文友,承其相赠所著《凹凸斋闲笔》大作并嘱我作序,作为该书所写时代与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我也觉得应该写几句大实话以酬相知。
    作者是位长期植根于生活底层,与黎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的资深记者,同时又是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草根”学者。其选注的115万字的《中国历代讽喻诗歌选》,真实地彰显了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把他心中想说,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不准说的感情与愤懑,用古今诗者的篇章倾诉出来,难怪自古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说。
    作者的经历与思想感情,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形态:作为资深的记者,本书可以说是明快的新闻实录;作为植根于民间的“草根”学者,本书又继承了中国古典笔记的传统。古典笔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我曾浏览过一套古典笔记大全,那可真是有待从多种角度深入发掘研究的百科全书,它鲜活地反映被正史掩盖的内容,记录了逝往的人民社会生活痕迹。新闻实录与笔记传统二者的揉杂与渗透,使本书真实、鲜明、生动地反映了被统治者有意抹煞、遗忘、淡化乃至歪曲的内容,书写了被损害、被侮辱的“群氓”生活,为后世子孙了解所书时代与社会,提供了真实的史料。
    例如,本书勾勒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底层社会的鲜明形态。说熟悉,是因为它几乎遍及全国,我们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其中;说陌生,是因为它超越了我们周遭境地的局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书中所写的芸芸众生,每个人身上都被官方牢牢烙上了某种终生相伴的“金印”符号,即按阶级与政治面貌划分为类似印度的“种姓”族群,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形成从上到下、由官到民的金字塔堆叠结构,处于最下层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新增加了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包括“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排列第九,故按《林海雪原》威虎山上“座山雕”的规矩称为“老九”。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规矩,因他曾经肯定过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排列,说过“老九不能走!”表明了他一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巧合古代掌故的。据传明代发现的宋人邓思肖所著《心史》,有元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之说,列为最后的两位是“九儒十丐”,以至“九儒十丐”成了后来鄙视知识分子的成语,全都属于“另册”黑线坏人范畴(实际上远不只这九类,他如地富子女、阶级异已分子、反动分子,等等)。在这种金字塔堆叠结构中,还可按政治面貌和阶级成份,划分很多贵贱高低的不同层次,居于上位者对居于下位者具有政治上的无限优越性,前者对后者可随意生杀予夺,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在这种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实践可行的真正法律,长官意志就是法律,也不存在任何道德观念,因为“批判封资修”把它们全推翻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的任何言行)都类似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是“圣旨”也是“法律”,是任何“革命行动“(如打、砸、抢、烧、杀之类)的唯一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它真实、完全体现了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政权的学说。在这种政权下,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可由自己支配的任何私有财产,也不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事实上是群终生活在形如没有围墙的大牢狱里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除了一切听命于“长官意志”外,这里是个完完全全被人权遗忘的具有“现代特色”的封建社会,而许多行径连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也望尘莫及,或者绝对禁止或者闻所未闻。
    与上述底层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是作者用速写的笔触,生动地勾勒了很多底层人物的群相。例如,一个村长为了惩处“黑五类”,隔段时间就要抽打他们。后来他做了一堆一米多长的有如戒尺的竹板,让他们每人手握一板排成一米间隔的圆圈往前走,每走一步就用竹板抽打一下前面的同类,谁不用力打就要挨村长的抽打,他的说法是:“你们这些人隔些时就要动动筋骨松松皮,不然,你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叫“以毒攻毒”,好处是免得自己动手打人费劲。对那些稍稍流露对党和政府政策不满或者发些牢骚的,都要受到另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让被斗者站在空地的中间,被周围十来个“干部”或“积极分子”推过来、撞过去,这叫“赶碰碰场”,好处是让被斗的人头昏眼花、痛苦不堪又不致留下外伤。他们甚至会把一个已病重畏寒的人抓来,用筛选粮食的风斗车对他猛吹,使病人不久便病重死亡,等等。生活在这种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根本不懂人道主义为何物的恶劣环境里,这些被损害、被侮辱者,被迫只能试图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命运而抗争,但换来的往往是更加悲惨的灾难:有人仅仅抱怨队长总是派他去干最可能危及生命的重活,就被报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因发泄不满情绪,在厕所里写了一条所谓“反标”,结果以“反革命罪”判了九年徒刑;一个被剥夺了全部财产的“地主”,因在规定时间里交不出追加的罚款,在喝了半斤酒后趴在河边把头伸进水里自杀了;一个年轻人因饿极,刨了根还未吃下的红薯,被抓后吊起来活活打死;以斗争地主为名,把他十三、四岁女儿也抓来,结果被武装队员轮奸了;大批四川姑娘为了脱离苦海,纷纷远嫁外省,不料她们又陷入另外的种种不幸。有人估计在困难年月四川有三百万以上的女性外嫁,造成了很多找不到老婆的鳏夫。
  这些,都是我从书中随手拈来的平常例子,远比作者所写的人与事要简略得多,但仍使我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从时间上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即毛泽东从担任国家主席,到他死亡后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遭受“折腾”最多,中国人民经受苦难最深的所谓“前三十年”。人们所说的“折腾”,指的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政治运动,总与人的死亡相伴随;换句话说,只要毛泽东搞运动,就必定造成人的死亡,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全国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底层社会同样如此,“毛泽东的光辉”照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在劫难逃”。所以当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自然也涉及很多社会底层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些前人用血与泪书写的真实历史,最值得我们深思与反思。
  我不想全面探索书中很多人如何死亡的具体原由,只想说点相关的小事。几年前,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同窗、难友写了一本自传嘱我作序。作者以明快、朴实和秀美的吴侬软语,叙述了他这个出生江南的农村孩子,怎样怀着报国之志考上大学,结果却成了“阳谋”的牺牲者,及其坎坷生涯中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故事,读后令人感慨万千。其中有段文字,写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山东省下乡支援“三秋”的见闻,我把它全文抄在这里:
  这次下乡,是到黄河北面滔滔河水泄洪的齐河县。所谓“支援三秋”,不是说到乡下,给农民帮帮忙,干点轻松活,而是正而八经,要到那里像农民一样秋收秋种。开始,当听到校系领导作动员报告时,没往深处想,认为无非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怕苦怕累之类。但当我们上千名师生,背着行囊,唱着战歌,经过将近一天的长途行军,来到齐河乡下,大家不禁为看到的情景惊呆了:地里的玉米、豆子成熟了,菜园里的黄瓜、茄子长的又粗又长,显然太老了;但没有人收割和食用。进了村子,也不像往常,村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人声鼎沸,鸡飞狗叫,而是一片寂静;开门进屋,也是空荡荡的。人呢?农民兄弟呢?即使见到,也多是老年或残疾人。到了晚间,上级指示传达下来:对村里的一切,只要是“非正常”的,就不要随便问,更不要乱议论;而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吃过饭,洗过脚,就都早早歇息,准备明天干活;至于我,自然更得有自知之明。
  我在序言里写道,作者在这里写得很含蓄,也很明白,但我担心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可能不知所云,就不妨在此直说了吧。这是1957年的“反右”政治之花,结出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济之果,接着又带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许多人被活活饿死,一些人则逃离他乡。于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像,竟然出现在他的思想光辉照耀之下。作者在这里写的,不过是这场人为灾害的冰山一角,而且不只一个两个,一家两家,只能名之曰“非正常”,对此人们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自己装成瞎子、聋子,更不能对所见所闻“乱议论”,否则就成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里说的远在华北的山东。在我阅读《凹凸斋闲笔》时,竟然发现远在西南的四川,也存在类似情况,其悲惨程度更超乎人们的想象。在《粮食柜旁有三殍》一文中,作者写了胡佑德一家八口的生活:1958年父亲被征调去外地大炼钢铁,母亲一人在家抚育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兴办公共食堂时,挨家挨户收走铁锅,捣毁灶台,搬走粮食;把胡家所有的小麦、玉米和杂粮,连同仅有的两块陈年腊肉、几把挂面和十几个鸡蛋也全拿走,连盐缸醋瓶都没留下。家里有个母亲陪嫁的大木柜,装有大约三百多斤稻谷,无法运走,被贴上封条全部“共产”,警告“谁动了柜里的粮,谁去坐牢!”只得守着粮柜挨饿。1960年1月,胡佑德的二弟碧德在春节前两天饿死,不到十四岁;四弟伍德1960年2月11日元宵节(他的生日)饿死,刚刚八岁,临死时,母亲到公共食堂要一碗热汤,想暂时缓缓儿子的饿,被炊事员用饭瓢打落在地,母亲回来,孩子尸体都冰凉了;小弟伟德,1960年4月饿死时不足两岁,死时口中还包着他抓吃的泥土。不到三个月饿死三个孩子,都是在初中读书的胡佑德用背篼背到野外,挖个土坑埋掉的;剩下三弟任德和小妹健德,因能强咽母亲炒的粗糠活下,终因缺少营养体弱多病,成年后都过早死去了。
  当时,饿死人是种常见现象。开始,见了死人还有人掩埋,后来就没人管了,路边、山坡、地里和沟渠也常见死尸。1961年5月,有个初中班学生去附近某生产队帮助收割小麦,割着割着就会碰见一具死尸,两天割完五、六亩麦地,竟先后发现五具尸体。从尸体腐烂程度和衣着看,他们都是头年在种麦时饿倒在地里的,身边还有劳动工具。胡佑德所在生产队1959年有20户98人,到1961年只剩下14户74人,死亡24人,死绝6户,其中一户叫谢王兴的五口之家,竟在一个月里全部饿死;三年全队没生一个孩子!
  我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是有所为而为的,因为它们讲的都是真话,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可让后人了解我们那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老人关于中国人的几句话:“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作为一个中国人,黑格尔的这些话叫人心里很不舒服,但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颇有道理。在封建皇权专制时代,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所以不论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都得以皇帝的话为真理,所以,他们这些失去了“个人的权利”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在皇帝面前就呈现出一种“卑微的平等”;皇帝说谎,大家都得跟着撒谎;在这里判断是非靠的强权势力,不需要任何道德观念。除了自我消亡,“皇帝”不可能跟任何人“讲理”,也从来不会在“上帝”面前忏悔的。
  中国是个受封建皇权专制影响极其深远的国度,这种影响不仅渗透于整个“中华民国”全过程(其中包括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这样的政治闹剧),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以毛泽东的“金口玉言”为真理标准,造成普遍的“官大真理多”社会现象,最后竟导致出现一场被称之为“法西斯封建专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毛泽东高高捧上神坛的政治闹剧。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假话成风,成为人人深恶痛绝的社会顽疾,正好印证了黑格尔所云“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过去是皇帝“金口玉言”造成的话,在现代中国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造成的,只要想想毛泽东怎样发动和领导中国人在“大跃进”中开展的全国性撒谎大竞赛,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荒唐事实;它至今仍流行于整个官场,以致“说真话杀头坐牢,说假话升官发财”,成为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呈现出的一种一直影响至今的“新常态”。唯予不信,不妨搜索一下落马的贪官污吏们,这些窃据高位,满口“革命”、处处体现“党的领导”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那些超前从国家那里“共产”掠得的财产,哪一分哪一厘不曾浸染“革命”的谎言!把他们落马前发表的反腐倡廉言论编纂起来,足可申报吉尼斯记录,获得一吨重大奖章。这种闹剧,他们至今仍戴着“正人君子”的面具在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还远看不到有干净终场的一天。官方所云“反腐永远在路上”之说,正好证明了官场这种人群之多、势力之强、痼疾之深、贼胆之大,他们在阴暗角落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揭露了他们这些信奉“马列主义”的“正人君子”、“党的领导”者的丑恶与伪善的嘴脸!
  所幸的是,中国民族从来就不乏铁骨铮铮的硬脊梁,他们敢于在头上高悬“尚方宝剑”时也要“抗旨”的,诚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就遇到不少这种“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三年前,我收到一位四川读者寄来的信,要求把我的一篇发表的文章收入他所编中共党史研究精萃选集,以便后人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他是一位纪检干部,因忧心党的大量腐败事实,他不为名、不为利,以多病之身、一己之力,潜心搜集、整理党史研究精萃选集多年,准备献给相关部门参考。我为这位老者的精神所感,同意了他的要求。更让我感动的是,不久之后,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厚册资料,主要内容是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这本资料于2008年印刷,2014年7月再版的,书名是《我为被饿死的同胞们哭谏》。丰富真实的史料再现了大饥荒时期的悲惨景象,读后令人潸然泪下。他2007年9月24日致党中央的信中除如实报告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详细住址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人造灾难饿死大量的人,这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见到党中央有个明确的说法和结论。几千万人饿死近半个世纪了,可他们在临死时以微弱的声音呼天唤地,喊爹喊妈,喊共产党、喊毛主席救命呀!因此他提出了三条请求:一、请求党中央查实三年被饿死的人数;二、请求党中央作出明确的结论,是人祸造成饿死人的,是中央工作的严重错误;落实到人,要表明毛泽东应负完全责任;三、诚诚恳恳向饿死者赔礼道歉,使死者家人或灵魂有个安慰,使活着的很多老年人心里也欣慰。作者说他是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如果他这样做违纪犯法,他愿意接受处理,无怨无悔,请中央批示告知。信后署名“哭谏人:邹文奎”。作者在后语中说:“公元1959年至1961年造成全国性缺吃、少穿,人们少有权利和自由以致饿死人的严重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严重错误。”
  邹文奎老人搜集的关于饿死人的资料,涉及多种报刊,反映的情况遍及全国,虽然是属于所谓“前三十年”的事,但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正如“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很多人仍至今难忘一样,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如何以史为鉴的问题,它关乎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按理说,一个老党员向党中央进行“哭谏”,应该受到高官们的重视,况且他所提出的三点请求合情合理,不难回答也应当回答,哪怕是像古时的皇帝批个“知道了”也好,结果却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似乎他们连毛泽东式的小圆圈也懒得画。大概他们都忙于党国大事吧,哪有时间处理这种来自底层老人的“哭谏”:要么是邹文奎老糊涂了,他“哭谏”了一个本来不该“哭谏”的问题,自找没趣,活该!
  但我察觉上述“石沉大海,音信全无”的看法是不对的,正因为这是个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问题,所以在北京的反应也很强烈。仅就我有限的所见所闻,北京一个国家级智库机构所办标榜“科学”的大报,发表了一位代表官方的名人谈话,极力否认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事件,他的主要论据是: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饿死。这种说法是极其可笑的,中国和世界那么大,他没看见过的事多着呢,难道客观世界的存在能以他的“眼见为实”吗?足见这位名人对认识论一窍不通。他的话只能证明一点:在全国人民普遍挨饿的年代,他所属的阶层享有百姓无法享有的能吃好吃饱的政治特权。“名人”效应的利用如此拙劣,接着是“学者”上场了,还是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接连发表了一位地方院校的“教授”所写的文章,以被李鬼“夺权”前的《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所著《墓碑》为靶子,极力批判饿死三千万人之说是谣言,他的依据主要有:一是他声称的所谓人口学原理,二是他说核对了杨继绳著作的全部论据都是假的。但据北京人口学权威学者称,这位“教授”对他是非专业的“人口学”完全“不靠谱”,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明他逐一核对杨继绳的全部论据是假的真实材料。颇令人玩味的是,这位“教授”在文章中极力回避“饿死”二字而称之为“营养不良”,官方则代之以“非正常”说(据《凹凸斋闲笔》称,有的地方官员连“非正常死亡”也不准说,一律以“病”呼之)。在国内某类学者以“学术”的名义围剿杨继绳的《墓碑》时,《墓碑》却在国际上以其学术性荣获大奖。“名人”、“学者”都不灵了,最后是官方直接出面,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要遵守宪法的同时,却在内部发布了完全与宪法精神相违的指导性秘密文件,宣布了在国际引起轰动的“七不准”,其中包括邹文奎老人在“哭谏”中提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及所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严重错误”。“七不准”被曝光,接着是专政机关出手,把泄密者逮捕、判刑。在此同时,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一直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其突出特点是拒绝对历史事实,如所谓“前三十年”毛泽东发动与领导各种政治运动作认真的重新审视,特别是长达十年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成了阿Q头上犯忌讳的癞疤,谁也不准提,连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十年浩劫”也被遗忘了。如果有人胆敢提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就要扣下来了。这种拒绝正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和事实上反对以史为鉴的“历史虚无主义”,才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一些官方御用知识分子干的。知识分子有“社会良心”之美誉,但其中也不乏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他们习惯跟着政治风向走。诚如鲁迅所言,左的兴起时他们很左,压迫来了,他们又立即转向,甚至以出卖朋友向新的主子作见面礼。这种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见得太多了。近些年,我常常想起古希腊哲学中的“犬儒学派”,这个意译名称原本不含褒贬,指的是这个学派反映社会底层者的意愿与感情,与中国的墨家、道家有相似之处。但“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些学者在使用“犬儒”时,渐渐有些脱离原意有点“硬译”倾向,就是用来指“像狗一样忠于主子的知识分子”,其中以江青的自况最有典型意味:“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学界的这种变化有点与科学精神相违,但颇有点令人思索的讽刺意味。诚如恩格斯所言:狗认识主人是它的上帝,虽然这个“上帝”是个天大的无赖!
  写到这里,似乎有点离题了,但我在上面说过,我这是有所为而为的。表面上看,《凹凸斋闲笔》中既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非鸿篇巨制、谠论宏文,所写不过是平民百姓的离奇个案,孤立起来看,这里几乎没有几篇讲的人与事是完整的,但综合起来看,它们每一篇都关系平民百姓的生离死别、冤情泣血,用原生态的笔墨着重描写了所谓“前三十年”的人民苦难。我一开始就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但如不把它放在特定的时代与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内容所蕴含的意义,是难以彰显出来为人理解的。由于作者的写作惯于用新闻性的“让事实说话”,故他很少使用阐述和评论性语言,每每只在文尾含蓄地点到为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为此,我不得不费点口舌多唠叨几句。但愿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再出现本书所写的人与事,也永远不再有《凹凸斋闲笔》这样的书,我的笔墨也不算白费了。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抄录鲁迅一百年前在《坟》中的几句话: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杨  教    2018.6.5

杨教,1934年生于洪湖,15岁时在川东报社当排字工人,后为记者。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散文小说《破帽集》、有学术论著《敝屣集》,绘画《葫芦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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