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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野 一本未能出版的书

一本未能出版的书
——读何希明先生著《凹凸斋闲笔》
山  野

近日读恩师何希明先生的《凹凸斋闲笔》,让人废寝忘食夜不能寐,直至合上最后一页才舒了一口气,但仍然沉醉在书中的情节里。这是一本不能忘怀的书,可是这样的书却不能出版。悲乎?一本能够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书,竟然只能泯没于民间成为没有任何名分的“私生子”。
自从蔡伦发明了纸,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书,有的书被禁,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史。但禁书首先得是现存的书,亦即禁的是各种能够被人广泛阅读传播的书。过去由于经济等各种原因,能读书的人很少,最后能够著书立说,印刷出来公诸于世让世人知晓的就更少。流传至今的著作想必都是挂一漏万万幸中的万幸了。那些因各种原因被禁被毁的书不知有多少?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不易,立功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最后就只剩下立言了。不过这倒也符合读书人的口味和特长,于是著书立说就成了读书人的一个梦,但大多也只能是个梦。更多的则是因文获罪,因 言获罪,所以自古就有“读书识字糊涂始,粗识姓名保平安”之说。
而现在我所看到的这本书连禁书都还说不上,因为无法正式出版。
记得笔者在出版拙著《偷闲集》时,有些并没有犯忌的文章也被拿下。一些文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责任编辑反复告诫说如不这样审稿就通不过,继而提醒只要写些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的文字,审稿很快就通过了,而你……用他们的行话来说首要前提是去掉敏感词句或敏感文章,然后才说其他。文贵在新,都去写这样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意思吗?法国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还说“人只是一棵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但是一个运用思想的芦苇。”可为什么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不能正常出版,而只能是“黑孩子”和“私生子”?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亲历性。全书分刍尧篇和志述篇两部分。前者是随笔、评论或人生经验之谈一类的文章,比如《为文十害》《纸上谈诗》《怎一个“正”字了得》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仅十三篇。占该书篇幅最多的还是志述篇,这也是我有兴趣深读的篇目。
作者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真实地记录了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世间的事真是千奇百怪,生活远比想象的更丰富,更复杂,在这里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黑暗与光明,正义与肮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
比如为了入团不惜诬告父亲强奸自己的《苏美女的入团梦》;为了入伍《打死父亲才当兵》;为了分胜利果实从《劳动者中找地主》;几代人以医谋生的《名医也成地主》;房屋刚修好还没有搬进去住的《房屋地主》;一旦成为地主,眼睁睁看着自己幼小的女儿任凭几个人弄得又哭又叫却不敢吭一声的《地主家的女性命运》;寒冬腊月,地主身染风寒但被人拉来用风车对着吹,最后命丧黄泉的《风车的第二种用途》;身为地主子女,没有提意见,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哑巴右派》;读过书,肚子里墨水多被同僚嫉妒生恨,虽为区长但入不了党,最后撤职遣返原籍被戴上地主帽子的《区长也成阶下囚》;前几天还被领导大会表扬向党讲真话,突然之间就被撤职降薪的《我这右派没帽戴》;饥饿难耐时《偷红苕的秃子被打死了》;身为生产队长因说了句“这肚子饿很了,挑粪才恼火呀”《有个生产队长被斗死了》;父死不准哀悼反被批斗的《奔丧不成反受辱》;水肿病蔓延,但不能实事求是说成营养不良的《卫生院长成了“救火队长”》;参加过远征军赴印缅抗日回乡种地时使用锄头,被人污为上面的“除头”二字是他写的,而被无限上纲以“恶毒攻击罪”《横祸飞来》;不爱说话,被人称为“默默神”,但因解放前担任过校长而不堪忍受造反派侮辱投井自尽的《任努翔老师的逸闻点滴》;被大人以糖果引诱教唆书写反标,九岁孩童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的《妇孺两个反革命》;批斗审讯被逼承认参加“青锋党”,但平反时找不到任何依据的《没有立案的反革命集团》;为了当上科长,不惜给父亲做绿帽子,给母亲扣屎盆子的《卖父求荣》;因为是富农,七十岁生日家里来客做了顿好吃的,就被工作组长批斗的《工作组长竟打人》;好吃懒做如愿以偿的《贫农胡建庭》;九岁小孩扯了集体两窝花生,其父被打得鼻孔出血的《侄媳打叔父》;回乡探望母亲被批斗不得归,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女不治身亡,被整22年的《才女于在碧》;战功累累、乡卫生院长听到群众反映教训了几句,却被孙子辈的支部书记控告然后撤职戴上右派分子,并被判刑3年受尽折磨的《功臣一句话,含冤二十年》;自家粮食存放在家里,却眼睁睁看着家人一个又一个饿死而不敢动的《粮食柜旁有三殍》;地主富农占全村总户数12%的《五里村土改追忆》;全大队六个生产队不足600人,却被揪出12个反革命分子,其中判处死刑1人,无期徒刑1人,被逼自杀2人的《疲劳进步村》等。
人心都是肉长的,并不都是天生魔鬼或铁石心肠,大多是被逼无奈的,比如工作队长施淫威,农会会员们才勉强同意全村八个地主富农的《工作队长发了火》;不愿同流合污整人害人的《我的父亲有点怪》;不想当官,只愿当个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农民的《黄友伦不当乡长》;眼见族兄被整,不愿当农会主席的《聪明的父亲》;不愿跟着一起整人的《不打欺头》;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执行政策的《金组长的素质高》等。这些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亮点和闪光点,多少给我们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崔永元曾经主持一个栏目叫“口述历史”,让事件经历者亲身讲述历史。据说这种方式在国外很流行,收视率也很高。而且这些重大事件的经历者,大多年事已高,一旦失去了就永远没有了。千方百计抢救这些资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何希明先生这本《凹凸斋闲笔》就是这样的著作,只不过崔永元采取的是现代传媒方式——录音或录像。而何希明先生的这本《凹凸斋闲笔》用的是传统的书写记录,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在记录历史,还原历史。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了历史上那些来自民间曾经不入流的笔记小说,比如南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清代纪昀的《阅徽草堂笔记》等,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未必真有其事。顶多是些奇闻逸事,无巧不成书嘛!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再比如纪昀同时代蒲松龄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讲的也多是骇人听闻的鬼故事,最终也不过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说家言。但眼下这本未能出版的《凹凸斋闲笔》,却是真有其人,确有其事,作者只是真实而又负责任地记录。虽然这书有点类似于古人的笔记小说,但其真实性则更远甚之,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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