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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王志成《屈原与苏东坡》

屈原与苏东坡

                                           王志成

   这个题目比较大,且不好比较,但为何还要写,原委事出有因。丁酉端午前后,文人骚客照例少不了以赋诗填词的形式来抒发情怀和感叹,以纪念屈原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缅怀他那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高贵品格。各地诗词网站此前已纷纷推出专刊,气氛甚浓。本地诗词学会也不甘落后,《天汉诗词网》也先后编发了两期《端午诗话》。纵览各地斑斓诗篇,词客诗友无不对屈原的高洁情操,忠贞情怀和他那以《离骚》《天问》、《九歌》等为代表的气魄恢弘、风格悲怆且浪漫的诗赋作品,表达了无比景仰之情。同时,也感受到端午节独特的文化内涵魅力。本人遂也不辞谫陋,以《丁酉端午有感》为题,匆撰七律一首,忝列其中:

一自珠沉痛汨罗,孤高风骨代悲歌。
离骚忧愤终流放,天问思深意疗疴。
节引商家香粽俏,殇哀士子祭诗多。
龙舟竞渡欢声动,莫教忠魂逐逝波。

     但毕竟是今人祭奠古人,且往事已越两千余年,历史已进入到现代文明的今天,因此,虽佳作纷呈,但也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我大致归纳了一下,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端午节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传统节日,国家给了一天假,对于大多数辛勤工作的人来说,放假意味着休息,享受轻松快乐。不必搞的过于复杂,承载太多。至于说端午安康和悲伤哪个合适,老百姓实际上不管这些。如“蜜粽香囊皆我愿,何须天问更离骚。”(车居民《端午诹诗》)更多体现了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天问》和《离骚》固是逸响宏辞很美好,但还是留待专业人员去研究探索吧。二是认为屈原是“愚忠”。一心效忠朝廷,但当权者又不信任,以至于酿成悲剧。何不顺应潮流,良禽择木而栖。如“七雄争霸果归秦,富国强兵一统遵。勿学愚忠方寸小,离骚警世示来人。”(郑和平《端午遐思》)此诗即含有这层意蕴。“君王选臣子,臣可择君王,楚国不如意,去投秦始皇。”(李树喜《假设》)则更是一反过往,独抒己见。三是认为不必为此去投江。“端午望重阳,人间路正长。蒙冤不跳水,等看菊花黄。”(李树喜《不跳》)上述一些看法,我觉得都各有其理,一家之言,自可探讨。好在有“诗无达诂”一说。第一种是以一颗平常心看节日,以求祥和快乐。第二种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此种思维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虽然四方豪杰志士东方不亮走西方的事例不乏。但屈原认为,自己作为楚国的社稷重臣,楚国是他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开创出来的,既是他的国,也是他的家,有国才有家。故他既不能投降敌国,也不愿奔往外国,这便是屈原的家国情怀,亦即强烈的爱国精神。后眼见复国无望,便以死明志。这便是屈原的担当精神。故第三种说法虽有隐忍图强从长计议之意,但也未必能切合屈原当时那种悲愤绝决的刚烈之情。试想,若在此家国破碎之际让屈原去改换门庭,投奔强敌秦国,或委曲求全,那屈原也就不成其为屈原了。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那么推崇屈原的原因之所在。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以至于唐代诗仙李白也发出了“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感叹!屈原之所以受到后人世世代代的崇敬和怀念,正因其精神不朽,风骨永存!他的死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悲剧,死的重于泰山。但诗人们更多的还是认为,纵览历史发展,以死告世,还是轻易不可使的。这正是“养成人后应酬世,不理想时正待君,岂可戕身求一死,双亲哭到日沉云。(魏义友诗)还是应多学苏东坡,旷达、坚韧。这倒很合吾意。
    苏东坡比屈原晚出生1300多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今之“苏堤”,就是当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治理西湖的功绩。年轻时苏东坡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屈原的崇拜。嘉祐四年(1059年),亦即21岁的苏轼刚中进士之年,是年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此地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屈原塔》这首五言古诗。称“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对“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充满了无限景仰之情,并发誓要成为屈原那样的人,有志有节,绝不苟合。真是心有灵犀,异代相通啊!苏轼21岁时便高中进士。既有兼济苍生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欧阳修在阅他的卷子时,曾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初入仕途的苏轼即被作为宰相人选。然而,就是这位看似前程如花似锦的苏轼,与屈原竟很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在仕途中惯于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而不肯妥协苟合,故而一生坎坷,历经贬谪。所不同的是,他学会了迂回。尽管多次被贬,他从未迷失自我,也从未放弃希望。缘于苏轼毕竟是一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大才,且被贬也可看作是他对人生的一种咀嚼,正因为仕途多舛,才炼就了他这副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得以坚持走完充满苦难的人生旅程。仅以“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至偏僻的黄州为例,一个被朝野公认的旷世奇才,昔日的京官,一下沦为戴罪之身。但在黄州,他却能荷锄开荒种地,幷挥笔写下了被称为千古绝唱的“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面对挫折、痛苦和不幸,毅然唱出了“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一腔豪情。使后世历代文人骚客顶礼膜拜,相来恨晚,黄州古城也因“东坡赤壁”而闻名于世。苏轼善于苦中作乐的旷达情趣,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缘于对先贤的敬仰,庚寅春,笔者借参加黄州“全国农村题材诗词创作座谈会”之便,有幸拜谒了东坡纪念馆,并攀上了当年坡公开荒种地的龙王山。睹景思人,感慨万千!遂以《登龙王山》为题,口占一绝:“龙王不见景生愁,苏子当年为口谋?堪笑乌台罗织者,可知二赋壮黄州!” 今录于此,以作纪念。“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从第一次被贬黄州的四十五到五十岁五年,到再贬惠州的五十九到六十二岁 三年,再到第三次遭贬,发配至蛮荒之地海南儋州的六十三到六十六岁四年。苏轼,这位备受后人景仰的文学巨匠,在其从政为官期间竟3次遭贬,行遍人间崎岖路,尝尽酸甜苦辣情,历尽排挤、打击和屈辱。面对这残酷的命运,苏轼却始终挺直脊梁,笑看得失荣辱,用旷达之心走完了人生历程,铸就了自己的千古英名。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心态铸就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那么,在当今社会,探讨其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诚然,在那个封建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和朝廷充满了党争的时代里,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生失意无南北”,“不如意事常八九”。从古至今,人生的道路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挫折和磨难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积极的处世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厌世更不可轻生,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从而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自强不息,去谱写那篇应由你弹奏的或苦或乐亦或苦乐兼伴的人生乐章。这也可视为端午节带给我们的一些思索和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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