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活下来也真不容易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王志成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
赤脚裸身锯大木。
音韵铿锵，节奏悠扬。
爱他铁齿有情，
养我一家四口；
恨他铁齿无情，
啃我壮年时光。
这是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故园九咏•中秋》的一节，他以深沉哀婉的笔触回顾了他被打成右派后那一段无奈无助的岁月。1957年，流沙河因为《草木篇》这组新诗，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1966年从四川省文联被遣送回原籍金堂县老家，在那里做了12年木工——6年拉锯，6年钉包装木箱。这首诗就写的是他当时拉大锯解料的境况。诗中说，窗纸刚刚透亮，他便背上小儿赶去工棚。安置好小儿后，“便忙着解纽扣，脱衣服走到架木料的马杆旁，裤子已经脱了，只剩一条幺裤遮丑，裸体、赤脚，二话不说，便同联手拉起来。为了不浪费时间，上厕所小便总是和联手一道，跑去跑回。”（摘自《锯齿啮痕录》）虽是这般艰辛，但他却不忘自我调侃，称锯声铿锵，节奏悠扬。说爱它，是因为它能养家糊口；说恨它，是因为它消磨了他无比珍贵的壮年时光。
事实上，流沙河在这二十多年的岁月中，所受的磨难远非如此。除了拉锯，他还做过砖坯，抬过笨重的水泥电杆，以至双肩被压烂溃脓。期间，他多次被抄家，遭到批斗，被扇耳光、挨打亦属常事。
除了对他这个大右派百般折磨外，造反派并不因其妻何洁在哺乳期而放过她，仍然抓她去批斗，致使何洁在高压、欺凌之下乳汁断流。当时他们的余鲲才4个月大，饿极无食，只得吃蒸红薯充饥。由于营养不良，一岁多了还站立不稳，无法开步。因为家贫如洗，余鲲被蛔虫堵塞肠道，肚子痛得绕桌跑圈也无法送医院，身为父亲的流沙河只能拱起脊背顶着儿子的肚子以减轻他的痛苦。
但流沙河令人感佩之处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里淡定的心态，岂止是宠辱不惊，倒还有点黄柏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意趣。造反派押他戴高帽去游街示众，他却在内心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潇洒、、、、、、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真正的老派文人之修为。试看造反派又岂能奈何于他！这与社会上流传的“文革”中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批斗会上自戴能节节升高的高帽，致使台下一片哄笑，连台上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子也忍不住笑了，从而使一场严峻恐怖的批斗会就此流产的传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毕竟归传闻，前者却是真实的。
故而他认为，“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倾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
对于流沙河先生的这番苦涩告白，笔者倒稍有点不同看法，觉得两者似不好对比，因当时各自具体情况不同（所处的境况，遭遇的强度、压力等），况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当然，这也还涉及到对生命价值的取舍判断和生命智慧。此处不做评论。
“文革”时期，有的人被无数次批斗，人格侮辱，如果受不了，自杀，反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但若苟延残喘地活着，也不行！因为你已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只是一个“反面教员”，将随时随地遭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即便是曾经历过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也难以承受，如张琴秋、闫红彦等自杀即是也。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摧残非常人所能感受，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轻生？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许多闻名海内的大教授、大作家都因为不堪凌辱而自尽了，老舍、傅雷亦在其中。他们并非不懂得生命之可贵，而是在残酷迫害下导致的自杀，是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让他们绝望，只好以死明志，以死来维护尊严，其代价可谓大矣！当然，这一特殊时期也有更多忍受煎熬，劫后余生的人。
这沉重的一页虽已翻过，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需要汲取的东西太多太多。老舍、傅雷早已作古，流沙河先生依然健在，要说，老先生历百劫而苍劲也真不容易，其识、其韧，令晚生钦佩！草撰七律一首，以作本文结语。
读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钦点新诗获右冠，含冤劳役掷华年。
无非草木真情抒，岂料流沙贾祸煎。
锯齿痕深留痛史，文坛心悸恐硝烟。
是风虽远前车鉴，惟愿花繁禹甸天。
20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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