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悼张鲁

中国电视剧, 红卫兵, 飞天奖, 泰戈尔, 孟加拉

悼张鲁　　－－重读他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作者：何蜀

很多年以前读到泰戈尔的这句话时，我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泰戈尔书信集《孟加拉风光》，冰心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四期）

2010年11月14日之后，当我看到官方媒体上那些有关张鲁病逝及遗体告别、追悼仪式的消息时，便又想起了这句话。

在官方的报道中，张鲁有着这样一些头衔：著名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多次获得者，重庆电视台一级编剧，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不过，对于认识了解张鲁来说，这些头衔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虚线。官方自然不会提到张鲁的另一面，不会提到他那篇远比他所有电视剧作品都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反思文革武斗的力作《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我和张鲁相识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个百废待兴、动荡不安、充满希望与困惑的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其发动者和领导者“万岁”的去世，更由于以“文革旗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覆灭而实际结束了（用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说法是“胜利结束”了）。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和左倾顽症的影响，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都还未能适应历史的转变，大量冤案还不能得到平反……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在重庆城内的枇杷山上，认识了正被贬在重庆市图书馆整理善本书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陈荒煤。当时我是重庆近郊一家钢厂的青年工人，正热衷于电影剧本的写作，我知道陈荒煤是文革前的电影主管，曾读到过他在文革前的文艺整风中写的有关电影工作的全面检讨。我一心想要从这个昔日电影权威那里学到点有用的东西，便常在周末回城时的晚上去拜访这位困居于枇杷山市图书馆院内一栋小楼上的老人。在与陈荒煤无拘无束地交谈过几次后，有一天在他那局促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另一个年轻人，陈荒煤介绍我俩认识，他就是张鲁，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是因爱好电影文学创作而来找陈荒煤求教的。

张鲁是公认的“帅哥”：高挑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红润的脸膛上一对随时都含着笑的明亮眼睛，说起话来幽默风趣，对人彬彬有礼。他是文革时的初三学生，他父母都是军队干部，在山东时生了他，故名鲁。文革前他从江苏转学来到重庆时，因原读的五年制小学实验班，在重庆没有相应的学制，转学时只好跳了级，因而年龄比他同班同学都小，与他哥哥上同一年级。

右图：当知青时的张鲁

我和张鲁相识的时候，他正和他的一个同学王松生在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郑成功》。王松生比张鲁高三个年级（张鲁叫他“松哥”），是文革爆发时的高三学生，正准备报考电影学院编剧系时被文革中断学业，在1967武斗刚升级为枪战时，因同学手中的枪走火，王松生被打断了大腿，这个昔日在学校篮球场上奔跑的健儿从此只能靠假肢才能站立和行走。他们合作创作的方式是：张鲁跑图书馆查资料，回来后两人交换意见，由王松生执笔写稿。我看过他们的稿子，已经相当成型，而且在情节特别是在古代战争的细节处理上颇有独具匠心之处。只是在当时已经有了郭沫若写于文革前的同名电影剧本，虽然那个本子读起来味同嚼蜡但却是大师手笔，他们这个无名小卒的本子肯定不会再有人愿意理睬。他们也并未想到投稿，只是作为一个练笔的习作。

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因此一般还不知道什么电视剧。张鲁在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这时广播电台开始进行广播剧的创作和播出，但节目很少。张鲁建议我把我刚发表在1978年第四期《四川文艺》上的诗《婚礼之歌－－纪念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编成广播剧。发生在二十年代的那两位青年革命者在刑场上宣布举行婚礼的故事，的确极富戏剧性，但我当时对广播剧一无所知，不懂得该怎么写，未能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我们都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历，觉得应该把这个“史无前例”的题材作为我们创作的重点，我们一度曾商量合作创作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剧本。我把另一个比张鲁年龄还小、已经大胆尝试着写过电影剧本的文学青年苑鲁（即现在的重庆市物价局长）也拉了进来。但是当时毕竟对文革的认识还十分肤浅、混乱，在王松生家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们坐在床沿上有过几次并不深入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写作阶段。我在当年简短的日记中查到有这样几则记载：

1978.3.14  晴  星期二昨晚同张鲁在王松生家谈了一阵，后又同张鲁在街上转了很久，谈创作，打算一起搞剧本。

1978.3.23  阴  星期四星期一晚同王松生漫谈了一阵，张鲁出差去了。王的学习精神较好……
今天给张鲁和王松生去信一封，谈了些有关合作剧本的想法。

1978.3.29  晴  星期三星期天晚同苑鲁、张鲁、王松生一起漫谈了一阵。关于文化革命题材的创作没有谈出名堂。星期一下午又同王松生谈了一下午。他倾向于写轻松愉快的生活题材，不太注重政治题材。

1978.4.25  晴  星期二张鲁要准备高考，彻底退出创作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们这个电影文学小沙龙很快解体了。张鲁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离开广播电台读书去了。苑鲁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高师班读书去了。我在厂里被调出车间，担任了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员。不久，得知重庆电视台开始组建，我向广播事业局送去个人资料（简历及一些电影剧本手稿），报名申请调去从事电视剧创作，获得批准并已通知我去电视台报道后，却临时被留在缺少人手的广播电台担任文史节目编辑，从此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张鲁在校学习期间，我正忙于结婚安家、工作调动……和他没有联系，只是经常从王松生那里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后来从张鲁的同学、好友王康所写的回忆文章《来路与去向》中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张鲁在学校与王康等同学一起，掀起了一场建立学生自发组织文学社和民主竞选学生会的风潮。这一“民主运动”甚至惊动了公安机关，据说市公安局派员在西师近月，详察与文学社和民主选举有关的人与事，结论是：并无反革命团体，“普通人文学社”属非法组织。有大量自由化思想，也有反动倾向，但属大学生过激思潮和受西方影响，没有理论体系，更没有政治纲领。据王康事后分析，这个结论与当时专程从北京来西师与学生代表们对话的老干部张黎群有关。张黎群时任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四十多年前，他是成都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代表，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险被打成右派，幸得胡耀邦保护过关，但文革中仍然难免挨整。由于他的经历，他虽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却不像那位在公开报告中居然把世界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说成是“黄色小说”的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那样对学生抱敌视的态度，而是对这些热血青年抱有“同情的理解”。

“并无反革命团体”的结论虽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审查与迫害，但在当时形势下，仍由学院宣传部、系党总支出面，召开过几次“帮助会”（实为文革式的批判会）。当年文学社自编的刊物还在一社队小印刷厂排印校对过程中，即被全部没收，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王康凭记忆写下了张鲁在他们的“普通人文学社”成立时的一段发言，可见张鲁当时思想之一斑：

我们并非伟人、先知，更不是贵族。我们的文学社取名为“普通人”，这决不是我们自作多情，也不是纡尊屈贵，降格以求。不是，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
请问，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常常痛苦地问自己：“四人帮”上了台，你会不会去游行欢呼？想来想去，我得到的回到是，我会去欢呼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过！
一个年长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别人的口水吐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我琢磨了很久，说：“我自己揩干。”他却说：“不，让它阴干！”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这就是“四人帮”上台作乱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在那次民主竞选中，张鲁当选中文系学生会主席。

左图：大学校园里的张鲁

有论者指出，当年那场高校学生的竞选运动，“既是1970年代末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延续，也是1980年代学生民主运动的开端。它对于改革的强烈呼唤，直接影响到当时乃至此后十年中国政局的走向。由于它已经触及到宪政民主的一个核心领域－－竞争性选举，对于今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喻希来《北京高校竞选运动》，载《往事》第46期，2006年11月8日）

毕业时，凡参加了文学社活动和民主竞选的学生，都得写了检查过关才能分配而且分配的地方或单位很差。好在张鲁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学校不管他的分配。

广播事业局正是用人之际，没有让张鲁回广播电台编文艺节目，而是让他到了正处于筚路蓝缕时期的电视台电视剧部。那时的张鲁，经过在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的洗礼，眼界更为开阔，思想更加深邃，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充满要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很快，他们那个青年摄制组就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新作，《山那边是海》、《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迅速在电视圈里有了影响，并不断获奖。

右图：张鲁刚到电视台时

前程似锦的张鲁，这时建立起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居然还开始学起了“西洋拳”，买了拳击手套，在城里的枇杷山公园里，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发起了学习拳击的活动，吸引了一批爱好者和好奇者。他那位同学在生意场上搏击风云，还在张鲁编创的电视剧中客串过黑社会打手之类角色，不知怎么后来竟真的成了重庆有名的黑社会头目……

我在广播电台先后从科教部文史节目编辑改调为广播艺术团编剧、文艺部广播剧编剧、文学节目编辑，张鲁来广播局（与广播电台在同一栋楼）办事时，我们常会碰到，但他都是来去匆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从容长谈。1987年春的一天，我又碰到他从广播局出来，我送他走出大门口，边走边谈了几句后，约定找个时间好好聊聊（我编写的一个广播剧已经在上一年获得全国奖，但兴趣仍然在写电影、电视剧本上）。

不料，两三天之后，一位与张鲁要好的录音员（也是他中学同学）告诉我：张鲁出车祸了！他在晨跑时被一辆汽车从背后撞上，虽幸免一死，却造成高位截瘫……我和他的几个同学（包括王松生）一起搭乘一辆小货车去医院看望了他。当时他还算镇静，仍然面露笑容与我们交谈。但命运已经让他今后的生活道路彻底改变。

不久，我听说他被送到了北京求医，有人找到了他们一位女同学的丈夫、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大气功师”严新，据说严新正忙着给一些高干治病，先抽空从远处发功给他，他失去知觉的双腿感到了热－－能接收到“功”了……尽管我对此半信半疑（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严新发功曾使粉碎性骨折恢复原样，我也未敢相信），但还是希望在张鲁身上能有奇迹出现。这年秋，我与同学宋晓涛合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看中，应邀去北影改稿，事先我已知道张鲁在262医院康复中心治疗，我与宋晓涛一起去看他。到了那里，向院子里几个坐着轮椅在下棋的病员打听，说他已经走了。我们满怀希望问：“他好些了吗？”回答我们的是一句冷冷的话：“他怎么进来的还怎么出去。”

很难想象张鲁是如何从这样残酷的打击中挣脱出来的。从正处于人生与事业上升期的春风得意境地突然跌入绝望的低谷，谁能够从容面对？在这时候，也许任何亲人、朋友的安慰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听进的空话。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心理感受。在最沮丧的时候，张鲁曾连续两三个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困在轮椅上，甚至连屋外的院子也不去……

这时，除了人们都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除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张海迪，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应该给了张鲁最直接、最真切的启示，这就是他的“松哥”王松生。因为王松生也曾遭遇了与他类似的命运打击－－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健康青年骤然变成残疾人，而且比他整整早了二十年！那时王松生面前不但没有事业成功的荣誉，连事业的影子也看不到，更糟糕的是他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全靠父母的收入生活，当同学们都下乡当知青离开后，他更是陷入空前的孤寂……但他没有倒下，在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默默地坚持着学习和写作，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个个电影剧本，终于有一个剧本在1984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从大量自然来稿里选出，请他去改稿并将改定稿在《电影创作》上发表了。此事在当年的重庆产生的影响，有一事可以说明：有关部门为此破例给他一个“特召”名额，在文化局下属的越剧团安排他担任编剧，他终于有了一个“饭碗”，随即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孩子……

也许，这时张鲁还想到了他那些在文革武斗中被夺去生命、长眠在离他家不远的沙坪公园墓地里的同学们，那些同学比他更不幸，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在“花季”，还没有“走向生活”时就结束了，而且没有谁为他们的夭折负责，没有谁给他们赔偿、抚恤……

在一段时间里，儒雅谦和的王松生经常迈开安装着假肢的残腿艰难地转乘公交车去到张鲁郊外的家，去陪他下棋，和他谈心……终于，有一次王松生再去时，意外地在屋里没有看到张鲁，从护理员口中得知，张鲁自己转着轮椅高高兴兴上街去了……

轮椅上的张鲁终于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他又投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又继续获奖。以后，他又把目光投到了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群，把精力转到了扶助农村、山区贫困儿童入学上，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重庆电视台和一些社会力量启动了“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开办希望幼儿园、希望学校、希望书屋……1994年至1996年,他策划、导演了反映贫困山区儿童就学情况的53集长篇纪录片《跨世纪希望》，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正是在此期间，1994年，我所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我从1989年春调来参加创办了这个刊物）打算办一期增刊，专门以重庆文革大武斗为题材。我向张鲁约稿，他很快就写好寄来了，是用电脑打印的。这是他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成果。我一看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就被他那生动的文笔和深沉的反思打动了，认定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稿。原稿实际上是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的是对他和他的同学参加1967年重庆大武斗的反思，后一部分写的是他们到彭水县下乡当知青后，1969年底参加当地一次武斗的情况。我建议他将稿子分割成两篇，他同意了。后一篇我给他起名为《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

我们的增刊结果没有出成（大约是没有申请到增刊号？记不清了），但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仍然在杂志上发表了，是由我们杂志的另一位编辑、也是他同学的邹越滨设计的版式并选配了照片。

张鲁的后一篇《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我本来打算以后再用，但一时未能排上，他因手里没有留下原稿（电脑中的文件已经丢失），找我要回去了（后来我想，他索回原稿可能还有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即那篇稿子里写到的参加那场武斗的一些同学，后来都成了重庆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或企业主管，他在提到他们名字时虽然都用的化名，但仍然担心会有人“对号入座”，还特地来信要求将化名再作修改，以免引起联想。也许是这方面的担心使他暂时不想发表此稿吧）。这篇稿子未能与读者见面，但我记得其中的内容，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知青们群集县城准备参加武斗，在县城大街上招摇过市，高唱着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松井的队伍出场时那几句脍炙人口的旋律编的进行曲：“知－－青－－的队、伍、来、了！钢、钢、钢、钢……”吓得当地人关门闭户四散奔逃；二是，他写到在全体知青都积极“备战”的时候，却有一位同学断然决定不参加武斗，独自返回重庆，头也不回地离开大家走了。张鲁从心底产生对这位“逃兵”的钦佩之情，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勇敢。

文中还有一处写到他哥哥（与他同学并同当知青）在那场武斗中受伤，虽然原稿不在了，但他给我的信中有对这一处的修改文字，刚好可以录上，以见其文之一斑：

我哥哥，性平和，与武打一行，本来隔得最远，但知青下乡后，中国平地生出一种新阶级，其成份在某一方面有如毛主席的书从前所划分的‘流氓无产者’，无家无业，无凭无据，无依无靠，唯有相依相靠，相依为命。我哥哥又最看重同校的这帮同学，所以大家亡命在外，他也不愿独自偏安一隅，就和大家祸福同路。（武斗）全过程中，他手中那根锄把，真正是从未接触任何人的皮肉，蹊跷的是，偏偏是他受了伤……

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是我认为对文革武斗反思最深刻、最动人、内涵最丰富、值得长期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篇。后来我在《论造反派》文中和《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书中都引用了他这篇文章的内容。

张鲁所写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位于重庆的中心区解放碑旁边，文革前就是市中心区的名牌学校，文革中该校学生建立了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八一五派的中坚，后来两派分裂后，被反到底派骂作“战犯团”，分裂出去的一派另外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他们办的一份以嬉笑怒骂的杂文见长、影响很大的小报《小人物》，则被八一五派骂作“小怪物”。在重庆市中心地带的武斗中，二十九中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在”，而且在八一五派控制的中心区，他们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武斗队几乎就代行了治安警察的一些职能（他们治安巡逻队的武器装备竟比解放军的警备区巡逻队武器装备还好，在解放碑旁两队相遇时，那些与学生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士兵会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派出所的警察后来都说：城里的小偷被抓到后，不怕送派出所，只怕送二十九中……

张鲁当时年纪尚小（15岁），属于未成年人，只是有限地参加了初期“冷兵器”阶段的小型武斗。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杀人民”的“全面内战”，使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有了超越书本知识的全新认识，他看到了“书本之外的第一个英雄”，“书本之外的第一批俘虏”，“书本之外的第一批烈士”……都是书本之外的，身边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而且许多就是他曾朝夕相处的同学，那些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在残酷的战火中发生的变化，领悟到“一枪在手，人是会变的”。他极不情愿地看到那些长期接受暴力革命教育的同学，在经历了武斗战火的血腥暴力“这一课”之后，竟变得会毫无人性地虐俘取乐，在侮辱、折磨女俘中得到派性的满足。他代替那些怀着“为毛主席而战”的信念死于武斗战火的同学发出沉痛的天问：“你们错在哪里？你们生不逢时？死得不值？生错了？死错了？……”每次读他此文（包括这次为写悼念文章而重读和将其转录为电子文本），总是像听到他动情的诉说与悲悯的呼唤，忍不住会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张鲁能从他并不丰富的武斗经历中得到那么深刻的感悟，我想，这与他因车祸而从死亡的边缘回来是有关的吧？因为他比常人更真切地体会了生与死的意义。当然，这也与他勤于学习，长于思考有关。再加上，他被命运逼到轮椅上之后，免除了一个“帅哥”在当代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俗诱惑与纷扰，这思考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更冷静的场合，更深入的对历史、对人生、对心灵、对上天的叩问。

说实话，我对张鲁那些电视剧并不看好，我觉得他太想通过电视剧去宣讲人生哲理，太偏重于抽象的思辨了，也就是一般常说的“思想大于形象”。他想扭转电视剧这种供大众娱乐的通俗样式必须讲故事，必须编织戏剧冲突的方向，等于是要用连环画来写散文诗或哲学论文。我曾给张鲁写过一封信谈了我读他这篇文章后的想法，我说，我觉得他写散文比写电视剧更好，更得心应手，电视剧对他的束缚太大，他的许多思考，许多感悟无法在电视剧中得到表达，而写散文则可以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长处。他回信说：“对我文字的评定，尤其是关于张鲁写散文和编电视剧的利弊分析，实在精到。我尽力尊重你的指点。”

然而，他毕竟身在“单位”，又是一个必须依赖单位给予照顾的人，他不可能自由写作。他必须完成那些“五个一工程”之类的遵命作品。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电视中作巡回报告（我对这类报告向来不屑一顾），在与王松生说起时，我表示了不赞成他做这种事的态度，王松生宽厚地说：“他总得有所寄托吧。”简单一句话使我感到惭愧，张鲁毕竟是一个受到生活限制的人。我不应苛求于他。

在我认识的张鲁的朋友中，王松生是很能理解他、而且是在一旁默默地支持他的一个。王康则是张鲁的另一个挚友。王康虽然在八九年后就被逐出了体制之外，在遭到数年通缉、亡命他乡后，回到重庆，成为时时受到有司关注、并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家”。但他从不把张鲁这样的体制内“红人”视为异己，因为他们相互间太了解了，仍然引为同道和知己。在王康的生日宴会上，张鲁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手机短信贺辞被特地高声宣读……当然，官方的宣传中是不会提及这些的。

我相信，那些喧嚣一时的宣传终会像泡沫一样破灭。除了那些走出山乡的贫困学生－－他们因张鲁的资助和鼓励从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会记住他之外，张鲁留在世上、会永远被后人记住的，就是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它将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成为研究文革武斗的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在“人生耄耋已寻常”（李锐诗句）的今天，才58岁的张鲁离开人世实在是太早，他还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还有多少思考没有清理完善，还有多少文字没有写出来啊！

不过，他毕竟留下了这篇文章。

仅此一篇，即可无憾。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