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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使然”“不宜提倡”与“亏先”

“痛苦使然”“不宜提倡”与“亏先”
--读吴尊文诗一得                                                
王中陵
(编者按:这篇为研究吴尊文诗歌的文字,曾被陈世群兄主编的《海陆风2007.4》和萧家正兄主编的《香港诗词2010.10》刋用,却未能在本刊上发表过,也未能收入《榴花照眼在长安》。尊文老逝世十年了,文中提及的李汝伦、胡绩伟、王家广、曾彦修诸先生也先后作古,思之怆然。谨以此文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这个题目是读了陈章兄《“一引就错”与“不宜提倡”》一文后决定的。
吴尊文先生今年八十七岁高龄了,己经出版了十本诗、文集子,可他还要写。还要写小说,写传记,写诗,还要再出书。虽然春节前患了脑梗,又住了几个月医院,至今犹坐在轮椅上有待恢复,可每次我去看他时,他仍要谈他写书的计划。几近失明、全靠“听”电视获取信息的他思维仍活跃非常,闻知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他就曾口占一首并嘱我记下来:

日月星辰玄地黄,天安门内好风光。鲜花难掩弹痕在,万众欢呼赵紫阳。

望着不能下床活动、喝水吃药都要喂,生活须人照料的这位老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写诗?
答案好像是现成的,《汉书•艺文志》说:“诗言志”,“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诗经•园有桃》道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解诂》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乐府•悲歌行》道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钟嵘《诗品•序》中有一段议论真令人消魂断肠:“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眉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甚至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人们为什么要写诗?尼采以母鸡下蛋的啼叫比拟之,说是“痛苦使然”,贴切之至。只是,这“痛苦”是广义的,可以是苦难:“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苏轼•《答李端叔书》)。可以是心花怒放“快活”得实在憋不住。尊文先生的“痛苦”属于哪一种呢?他在八秩感赋前两首中吟道:

八十年来一弹指,沉冤未雪自辛酸。关山走虎犹如此,湖海腾蛟岂一般?
老树蛀虫终苦难,新花淫雨必摧残。半帘风露窥伥鬼,依旧横眉冷眼看。

无言漫比庙堂人,八秩胸中别有春。蹈海情怀犹隔膜,登峰顽石未翻身。
虽知屈子怜芳草,欲羡挑源避远秦。为使风光余晚景,夕阳依旧一横陈。

“痛苦使然”!“沉冤未雪自辛酸,”但写诗便能解除痛苦吗,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舒愤”著书写诗为的是避免“文采不表于后世”,藉著作名垂青史。钟嵘却认为诗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钱钟书不无幽默地说:“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钱钟书•诗可以怨》)垂名未必,止痛或可奏效于一时,长期怕是无效。更没有人愿意以“一生失意之诗”去换取可垂名于后的“千古得意之句”。对半个多世纪来的尴尬历史,颇有些诗人爱用“无怨无悔”一词,似乎谁若有“怨”有“悔”便有违作人。全然不知“痛苦使然”,全然不知“诗可以怨”,全然不知在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诗人应该站在那一边。全然不知今日之蒙冤衔屈后“谢谢妈”与中世纪基督徒挨了左拳送右脸的洋典异曲同工。
今年是司马迁诞生2150周年,史圣用他的笔为天下作不平鸣,对“成全”了自已千秋不朽之业的“隆恩”,他非但不承情,反而无情嘲笑高皇帝不过是人、龙混交之杂种,是刘媪在山野被异类非礼后的结“精”。可见,司马公胸怀再宽阔,也有容不下的悲愤。“半帘风露窥伥鬼,依旧横眉冷眼看。”尊文先生岂能例外。
尊文先生既写“旧”诗,也写“新”诗。我认识吴老,就是从读他新诗集《绝壁松》开始的。读了《绝壁松》感触甚多,曾把绝壁松与水浒传中大相国寺菜园子里为聒噪乌鸦提供栖息之处东摇西摆的垂杨作了个比较,郑重其事地以《读绝壁松有感》为题诌诗一首并请一位擅长书法的朋友写成横幅送给尊文先生:
   
    东君一唱万千条,似水柔情尽折腰。若遇智深和尚鲁,何须二月待春刀!

固然推崇了悬崖之松,却没想到因此间接得罪了大相国寺里与垂杨柳相处甚欢的乌鸦帮,不过,它们应该去恨鲁智深才是。
由吴老倡议,陕西雁塔诗词学会举办《李汝伦先生诗歌研讨会》,吴老第一个发言,吴老自道因双目失明,不能拜读李汝伦先生大作,亦不能撰写其诗歌研讨会之评介文章,故凭口述七绝二十首,略有论诗之意云云。第一首吟道:

粤海波涛浪不休,花城走马亦风流。吟坛多少推敲事,要与荆州相面求。

说到二十多年来诗坛上波涛不休,无不与“粤海”息息相关。二十多年前,政治上不少区域仍处于敏感地带,李汝伦先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历史性的《为诗词形式一辩》一文,针对数十年来社会对传统诗词的偏见,选择新文化运动几个激进文人的谬论为突破口,为恢复传统诗词的地位廓清了路障。继《当代诗词》创刊,全国各地的诗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为诗词形式一辩》功莫大焉。吴老以此开篇,用意良深。

难赏花城紫玉箫,何时来到渭河桥?三秦本是开荒地,谁把变风为楚骚?

古典风情紫玉箫,何时能见粤江潮?南山黄菊悠然见,谁伴相如题灞桥?
(论诗二十首之二、三)

     “变风”,《诗•大序》中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与“正风”相对,“变风”是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东汉郑玄以为自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作品为变风。也有学者认为《风》、《雅》的正、变,是以“政教得失”来区分,而不是以时间为界的,凡讽刺时政者皆属于“变风”、“变雅”(《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风骚”本是《诗经》和《楚辞》的并称,到后来其变种又有专供卖弄之“风骚”与稍逊之“风骚”。“楚辞体”又名“骚体”。“楚骚”,此处指的是哪一种?风骚之楚人乎,吹捧楚人之风骚乎?匡正“变风”之风流人物乎?倘以政教得失加以界定,答案或在其中。
放眼荧屏,聆听广播,捧读报刊,坑蒙拐骗、嫖娼卖淫走私吸毒贩毒无日不有,贪赃枉法、杀人越货登峰造极。白蚁共红旗一色,官人与国库齐飞。中国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雪崩一般全方位大面积地塌方,如此令人惨不忍睹,贺岁片还说“天下无贼”!流寇不流,洪福齐天的“英雄”俊杰们都躲到哪儿布“盗”去了?至于诗歌现状,真的是“‘五四’以来的诗词创作出现了超唐迈宋、前无古人的杰作”吗(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闭幕词》)?不要说“超唐迈宋”莫名其妙,这“前无古人”谁能当之?国家不幸诗家幸,要出现“前无古人”的杰作,这“国家”这民族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病者痛不欲生,医家却庆幸有望“妙手回春”再完成一例杰作。见仁见智,金敬迈先生1996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说道:“中国的古典诗词之美,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遗憾的是恰恰在中国在今天,它遭到冷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担心,这一文学传统可能出现断层。担心晚了,断层已经出现。”
金敬迈先生认为“断层已经出现”!见微识著,海丰陈章兄通过对书报杂志、电视字幕中古典诗词一引就错现象的观察,认为此即这一文学传统“断层”的直观体现(《陈章“一引就错”与“不宜提倡”》)。有些学者把汉诗这一文学传统的遭劫完全归罪于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窃以为大有商榷馀地。胡适在1927年《白话文学史》中对白话之“白”定义为:“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白;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在《白话文学史》中,连《奉赠韦左丞丈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也在胡适之“白”中,其“白”与一般泛“白”相差极大。要说靠几个后来又纷纷“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就能使汉语言传统诗词遭到“灭顶之灾”,未免太夸大那几个激进书生的作用了。陈章先生认为传统诗词“遭到冷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导致断层的原因是:

我认为,这主要应追溯到五十年前。《诗刊》创刊伊始,每期便只留给格律诗词一、二页篇幅,用以发表毛泽东主席战争年代“马背上哼成”的那些格律诗词。这“一亩三分田”后来便成了原延安“怀安诗社”几位老同志和郭沫若等少数人的“自留地”。于是举国上下,只有一人能做诗,唯余诸老可奉和。其他“六亿舜尧”,尽管其中不乏李白的传人,杜甫的后代,但“哪只虫儿敢出声”?因为毛泽东告诉大家,格律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言者虽然不甚在意,泛泛而谈,听者却奉为“圣旨”, ……而自从伟大领袖作了“不宜提倡”的定调以后,该诗体已沾带上政治色彩了,中国的“民情”历来对政治问题十分敏感。谁敢冒“与毛主席唱反调”的罪名去附庸此风雅?……终于,此“寒蝉”一“噤”就是二十年。该诗体被冷落的情况则至今五十年不变。
……传统诗词断层了!
古典诗词断层的原因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宜提倡。

     “言者虽然不甚在意,泛泛而谈,听者却奉为‘圣旨’”,一语中的! “不宜提倡”,才是古典诗歌断层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不妨设想:假如没有毛泽东这封信,假如臧克家没有急不可待地发表它,传统诗歌还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未获“隆恩”,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起码可以苟延残喘到大革文化命立四新破四旧时吧。
古典诗歌为什么不宜提倡,答案就在毛泽东思想中。
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
“束缚思想”,可曾束缚过毛泽东思想?说“怕谬种流传”未必仅仅是自谦,说怕“贻误青年”,却非杞人忧天。众所周知,韶山当国最耽心的就是封资修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耽心革命下一代“变色”。无须讳言,迷恋传统诗歌易溺于风花雪月不能自拔而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斗志”,更堪虞者,诗歌总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共生。故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提倡这一文学传统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投入阶级斗争完全献身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肯定是有弊无利。半个世纪来树了无数英雄和英雌,其中不要说会写会读格律诗,就是略识之无的,能有几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读书无用”,不利于愚民耳。“知识愈多愈反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足矣,“九州革命惟须铁,四卷雄文足壮钉”(拙句),有此立竿见影的捷径哪里还用费时费力去出版去提倡读其他人的书?遑论费时费力难免副作用的古典诗歌?
不少人对“一万年也打不倒”常津津乐道谬托知音,可从来没想一想,自韶山当国以后,除了“不宜提倡”,除了怕“贻误青年”,除了说“以写新诗为主”,除了“破四旧”,除了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除了关门停课号召学生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向“贫下中农”学习,除了令人股战的“树欲静而风不止”,除了不假掩饰的“与人斗,其乐无穷”,有哪一个人曾说过要打倒传统诗歌?
日前,邵燕祥先生惠我一篇文章—《从法律角度看毛泽东稿酬—读祖丁远‹毛泽东的稿酬该如何用›》,在谈论到“党产”时,引用到若干数据,引起我的兴趣,或可从另一个侧面看一看“不宜提倡”的经济效益:1967年10月,毛泽东查过自已的稿酬情况,当时为570万多元;1976年12月,汪东兴清查毛泽东存放在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至2001年5月底,此款已达1.3121亿人民币。按当时全国报刊出版社一律停发稿酬的政策,破例发给伟大领袖巨额稿酬7212万元(7582万与570万元之差),“对于接受者来说,属于非法或违规收入”。这种“不宜提倡”与伟大领袖的“不宜提倡”,两者之间似不无关系。
     “谁把变风为楚骚”?自“不宜提倡”之后,不但是传统诗词断层了,随之断了的,还有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还有知识分子不轻信的质疑精神。最令人痛心竟然断了的还有人性,直至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伦理道德。关中方言中有句责人甚重的口头语是:“你亏先!你羞先!你丢先!”意即:“你亏欠了先人!你羞辱了先人!你背叛了先人!”没说出来的话是:你这个不肖子孙!
每念及对传统文化当珍惜者弃之如敝屣,当弃之者却又奉若神明,甚至在反对“全盘西化”的口号下连祖宗也彻底被“西化”了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我常不禁废书三叹:你亏先!你羞先!你丢先!“古典风情紫玉箫,何时能见粤江潮?”尊文先生对古典风情一往情深,自然希望粤江再鼓大潮:

粤海秦山各一天,沧桑未改岁寒年。松悬绝壁胸怀雪,际遇尽为生死缘。

紫玉之箫发浩歌,且看天下鬼神多。悟空抡起金箍棒,白骨精身奈我何?
(论诗二十首之四之五)

天翻地覆,岁寒未改。诗人以绝壁松、晶莹雪自况,回首平生际遇,无限感慨涌到心头。劫难如蛆附骨纠缠不休,九死一生,生死悬于一线,“缘”于何事?善“缘”乎,恶“缘”乎?诗人凭荒野上呜咽旷远的箫声找到了知音。汝伦先生在给我的长信中说:“我来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幸的来,上帝是叫我来受折磨的,受苦的,是叫我来流泪的,我所爱的人们都在受苦,我也为一切善良的无害的软弱的动物而伤心。我一生没杀害过任何这类小动物,连植物也不愿去伤害他们。我有时恨我心肠太软,倘心如铁石,大概就不会使自己总是生活在酸楚之中了。”吴老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2004年12月4日,我受编辑部委托选编吴老诗三十首供参加吴尊文诗歌研讨会的会员参考之用。众口难调,吴老诗作极丰,怎么选才合适呢?为此,我和英蒲兄会后到吴老家征求意见,其实是想请吴老在自已的诗集里勾出三十首来。不料,待我说明来意,年近九十的吴老竟失声痛哭起来,先是哽咽抽泣,继而号啕。我和英蒲兄只好百般劝解。过了好一会,吴老才逐渐恢复了些许平静,哽咽着念出一首诗:

人生狭道遇豺狼,虎口余生野狗殃。魔鬼缠身终不悔,一心入地剌秦王。

吴老湖南口音很重,幸好有他同乡英蒲兄在。吴老念一句,向兄抄一句。我说,吴老您只要告诉我在哪本诗集哪一部分,我自已查不是方便得多吗?吴老失声说,诗集里没有,有很多诗都未能收入诗集里去。边说边摇头,恨恨不已。
文革中,他被迫去干校养牛、养马、喂猪,随身一千多首诗都被红卫兵烧掉了。“一千多首,再也找不回来了呀!”吴老痛心不已,又念了己贮于心底几十年题为《文革打砸抢有感》三首诗:

非洲斑马种移来,青紫伤痕肉绽开。人性不知何处去,钢鞭摧毁栋梁材。

风雨摧花不忍看,一经霜雪惧天寒。春光暖暖何方去,谁管枝残叶亦残?

高冠十一戴来稀,鲜血横流上下衣。今日无须董狐笔,谁知国宝变东西。

吴老边叹息边逐句讲解:
我被红卫兵用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浑身上下是血,伤口结了疤,身上青一条紫一条,暴徒们嘲笑我是斑马,非洲有这种色彩的斑马吗?我头上被戴上了十一顶政治大帽子,在中共西北局大门口,我的名字被写在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下面。他们不把我当人看,可我要把自已当人看,我要把自己当栋梁、当国宝来看。文革,十年浩劫呀!不堪回首!难怪九死一生的吴老爱以绝壁松自况:

青青绝壁松,雾蔽又云封。更挺风霜雪,何愁雨击胸!

绝壁倒悬胸挺迟,青枝新试老松枝。不愁误作杨和柳,飞舞要看霜雪时。

郁郁葱葱绝壁松,悬崖根扎石缝中。风吹雨打兼霜击,挺拔胸怀千万重。

念着念着,陡然间,奇峰突起,吴老声音越来越大,随之索性似歌还泣地放声吟唱起来,他那一时迸发不可遏止奔涌着炽热情感的楚音忽而亢奋、忽而哽咽,直夺门而出上冲九天回荡不己。此刻,我忽然看到了,当年屈原在汩罗江边就是这样沿江吟唱的!我的心一时也被激荡得无以复加。稍得宣泄,吴老稍稍平静下来,又念了一首《离柳州》:

大雅飘然尚此松,悬崖一笑郁葱葱。衣冠诗社浮云散,弓箭桥山落照空。
古鲁有书藏绝壁,新花无力挽春风。今车莫过江流北,城角吹愁送远鸿。

“古鲁有书藏绝壁,新花无力挽春风”,虽仍以绝壁松自况,却显然另有一番感慨。
论诗二十首之六之十六之十七:

人才有限意无穷,不屑依声雕琢功。 从未自称为泰斗,须知名利乱骚风。

骗装假丑大开门,羞辱炎黄毁国魂。 万众为何流血泪,只因心上尽刀痕。

虚假人心莫奈何,谁闻幽咽泣悲歌?秦山未把尘嚣尽,渭水涸流污浊多。

“依声”填词是常识,“不知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却是中国诗坛上“泰斗”、“社会活动家”们得以晋身追逐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说什么同胞,说什么炎黄子孙,说什么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同文同种,说什么血管中流动着的都是一脉之血!半个世纪来吾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煮豆燃箕,这些荷枪实弹的冷血动物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自已同胞何曾有过些许恻隐之心!除了草菅人命,除了权大于法,吾国五千年历史何曾有过“血浓于水”的政治文明?在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未解决之前,人血永远只能是政治家佐餐的酒水和外交的筹码。
刚过八十八岁米寿的李锐先生在近日所撰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的胜负过程,尤其近三百年来斗争最激烈,发展也最快。经过上世纪第二次大战之后,现在世界上专制独裁的国家没剩下几个了。人类已走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积重难返,现在仍是有宪法而无宪政……”。
李老为自己的“米寿”作了两首诗。有一首七律的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李锐“敏感作家”的表态》)“何时宪政大开张”,正是对有宪法而少宪政的感叹。不行宪政,不行民主,同类屠杀和同胞相残的惨剧还会重演,“血浓于水”仍然不过是哗众取宠愚弄天下的口号,烛光斧影,国家元首得不到宪法保护的怪事也未必不会再发生。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鲁迅等著名知识份子群起而予以谴责,刘半农、赵元任为死难学生撰词谱曲了哀歌。许多新闻媒体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痛斥北洋军政府的残暴。知识份子和媒体同仇敌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
    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第一句话就是:

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

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这些社会名流的人品风范是如今的文化界、教育界惟善谀墓的“社会活动家”们能同日而语的吗?
    执政段祺瑞得知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持斋向佛,可见其天良犹在人性未泯,比后世滥杀无辜死不忏悔之懦夫如何?到明年春,就是“三•一八惨案”70周年了,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灞桥春暖柳先知,花絮飞扬乱吐丝。相别折枝人已远,要看粤海客来时。

诗文随世运翻新,笔上生温孕有春。万物从来知冷暖,风骚面目绝如人。

个性谁知即创新,从来未有不工春。世间美丑分真假,要做诗人先做人。
(论诗二十首之七、八、九)

“要做诗人先做人”,李汝伦先生提出“中国应如联合国之有科教文组织,中国应该依科教文兴国,而非科教兴国”。与眼下人云亦云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持不同看法,振聋发聩,真乃远识卓见。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离开了“人”须臾不可离的“人权”、自由、民主,任何美妙辉煌的说辞都是伪善的,都是苍白的,都不过是美丽的谎言。任何人当国,只要他不是白痴,即使只为稳定政权计,他也会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神五神六的。只有厉行宪政,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判别而今颇为时髦的“以人为本”是真是假。
“世间美丑分真假”,我每次去看望王家广先生,有二个话题是常谈及的,一是他的老同学曾彦修,第二个就是吴老。听说要开吴尊文诗歌研讨会,九十二岁的家广先生为尊文先生撰了一联:

风格高标  超然卓绝  慷慨悲歌  壮怀激烈
但书直笔  挥洒出尘  诗人气质  老更天真

“老更天真”,正是对年近九十而童心未泯的尊文先生的写照。“要做诗人先做人”,近读到著名学者、苏联问题专家、老报人严秀(曾彦修)先生一篇文章《我的忏悔》(随笔2005年第三期)。严秀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因听说尚未上小学的儿子饿得受不了抓吃了邻居的鸡食而把孩子打了一顿。为此,先生悔恨不已,想到闻一多、杨杏佛在遭到暗杀时俯身去掩护儿子的事,先生说:

这才是人啊!同他们比,我能算一个人吗?这种椎心的痛苦,已经伴随我四十多年了,它还将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人而不要人性,那要什么性呢?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等等。这样的人性,有什么不好呢?能够不要吗?……如果现在有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开除共有的人性这个东西,那么,最终的结果,恐怕会适得其反:他的“马克思主义”会被人性开除掉。历史已屡有先例,不必多说。经过“文革”,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就是说,我们失去的好的人性太多了。……我们确实应有要消灭和肃清的东西,这就是残暴、野蛮、无视他人痛苦,无视人民苦难等,这些才是人们公认的反人性的东西。现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这个大命题,它确实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口号(虽然此语无主词,“人”仍非全人)。当然,它的伟大是同必须有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分不开的。
对“它的伟大是同必须有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分不开的。”说的还是政治制度吧,对相对各种措施,我的理解比较肤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勿强施于人。唯有残暴和野蛮匿迹,人性才能复苏。吴尊文先生有六个儿女,文革中单位只给他发基本生活费,为了嗷嗷待哺的无辜子女,每月都要举债度日,“贫临讨米”,提起那一段非常时期所遭非常之罪,真是不堪回首。

严秀先生在文未说道:

“文革”后,本来有一个民族自省的良机,可惜一个持久的批判人道主义的事情一来,又什么都吹了。未来的历史不会不对此等事情做出评价的。谁欠历史的债都是还不起的,但那笔帐却始终在那里挂着。

听说又开始批“新自由主义了”,可怎么收场呢?不轻信和质疑是否也属于“新自由主义”?连战、宋楚瑜破冰之旅大谈的自由是否也属于“新自由主义”?自由是与人生俱来的,既无中外之分,亦无新旧之分,没有自由,也就谈不到民主和人权。“未来的历史不会不对此等事情做出评价的。谁欠历史的债都是还不起的”。1918年6月12日逝世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按照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期间不得公开的遗愿,他的政治遗嘱最近才得见天日。在遗嘱中,他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提出质疑,断言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无法实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演变将是: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其领袖的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布尔什维克思想之谬误大白于天下,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就会像纸牌搭的小屋一样土崩瓦解。从苏联解体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颜色革命”,无不在验证普列汉诺夫八十七年前的这一预言。(《随笔》2005第三期《述弢•先哲的遗言》)

“世间美丑分真假”,不妨再举一个较近的例子。今年是战胜法西斯六十周年,5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二战的特别节目,有一位特邀嘉宾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党校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博士后,他在谈及各国对二战的贡献时说,对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和“我爷爷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博士后还说,在“我爷爷”的领导下,共产党军队总共消灭了150万日本军队。其想象力之丰富竟能把正面抗日战场与歼灭国民党的三大战役混为一谈,真令人咋舌。研究历史!太委屈博士后了,为什么不尝试科幻小说呢,或不负所学。只是看他这般年轻却把学问一古脑儿都堆在人前,腹中即使还有,怕也一样富态得异常。“犬鸡还可升天地,马鹿无须有是非”(吴尊文•《故居》)。
在与主持人谈到国际合作反法西斯的问题时,该博士后强调说二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英国、法国不肯和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话没说完,就被主持人赶紧打断了。倘非如此,不知还会爆出多少令人捧腹“更新”的“研究成果”来。众所周知,早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就开始了对自己同胞和“同志”、“战友”的政治迫害,从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到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苏联在希特勒之前侵占了波兰,秘密屠杀了14700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11000名波兰公民。为了保住自己,在希特勒崛起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德苏和平条约》出卖了波兰,还与希特勒商讨如何瓜分波兰。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苏联,是斯大林饮鸩止渴的结果。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恶”是一致的。在今天,这些早就是常识了。有兴趣的吟友,我建议读一读苏联问题专家老报人严秀先生的有关文章,不过,他的文章可不好找,几年前,他有个谈前苏联问题的集子(《半杯水集》),我至今遍索苦觅而未得。
“授古无非为证今”。以这位博士后对历史惊人地无知,能给该博士颁发博士学位的学府,其“娱”人子弟与误人子弟的功能堪称既统一,又双绝。其长校者,距离蔡元培、距离“傅钟”、距离蒋梦麟更不可以道里计。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11日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致欢迎词时语无伦次,赠送礼品读清人黄遵宪的诗竟读不下去。随后央视节目“宋楚瑜大陆行”中特邀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副所长复读其诗,读错字不说,竟然煞有介事地将“小篆”说成“小隶”。彼大人兮,不素餐兮!颇可说明华夏文明断层已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更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与“以人为本”的不“合鞋”,更证明李汝伦先生主张中国应该依科教文兴国的紧迫性。
今年恰逢抗日胜利六十周年,小泉纯一郎照拜神社不休,颇令国人愤愤不己。这反倒使使我想我想起文革弩末毛泽东在接见日本西园寺公一时说的一段话: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很受到损害,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对于这,中国人却在两点上给了日本历史的麻烦。一是汉字,另一是孔孟之道。特别是孔老二的思想,一千七百年间,影响到日本的传统,我觉得这是应该道歉的。

原来被侵略的不是中国,应该道歉的也不是日本!更何况八年与一千七百年也太不成比例。联想到中日建交前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对日寇侵华表示感谢主动放弃向日索赔的咄咄怪事,“一句顶一万句”,怎么好一味责怪唯选票是问的小泉呢?以毛泽东对汉文化和孔夫子的基本态度,诗歌这一文学传统断层的根本原因,似无须再说。
“世间美丑分真假”,以不学而有“术”的博士、分不清“赠送”与“捐赠”,只知“科教兴国”的名牌大学校长、发明“小隶”书法的教授,居然都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级电视台的特别专栏节目中,真让人不禁废书三叹!亏先!羞先!丢先!“不宜提倡”导致文化断层的恶果可见一“班”。
从这些不妨称作新国耻的大笑话上,不说是伪大(大学)横行,起码也是小伪占“道”(频道),“虚假人心莫奈何,谁闻幽咽泣悲歌?秦山未把尘嚣尽,渭水涸流污浊多。”说的就是秦山渭水百二山河么?尊文先生的胸怀再“广阔”,怕也容不得这等令人痛心的现状。
吴老有参禅一首写道:

一心面壁只求缘,荏苒光阴八十年。自拜神堂多恶鬼,谁知尘海遍黄泉?
人情纸薄兼无耻,文品天高不值钱。寰宇悠悠生造化,还须万物尽参禅。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的“不平”, “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我试图用这种“不平”观解读吴老的诗作时,却对“‘五四’以来的诗词创作出现了超唐迈宋、前无古人的杰作”(《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闭幕词》)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感到十分困惑。稻子亩产十万斤固令唐宋失色,“大炼铁渣”超英赶美也确有遍地“烽烟”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壮举,可这唐诗宋词却如何“超”、如何“迈”?乾隆一生赋诗逾万也未敢说他超唐迈宋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脍炙人口的诗中多有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闭幕词》所谓“前无古人”的杰作是指“和平、愁思、欢愉、穷苦”中的哪一类呢?抑或兼而有之?
陈子龙认为《三百篇》“虽颂皆剌”,“我观于《诗》,虽颂皆剌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陈忠裕全集诗论》)。我们常说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反映,其实常常是“反”映,恰如“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自揽自恋间不知不觉深溺其“境”不得自拔。要知道,“前无古人”的“劫作”唯文化大革命当之无愧。国民党反动派被驱至一隅,复又遭台湾选民抛弃。而败军之将的连战、宋楚瑜,其破冰之旅却能受到大陆民众发自内心的欢迎,个中“反”映,颇耐人寻味。台独与统一,这是一个问题。和平与战争,这是一个问题。生活于尽可能完善的法治社会还是生活于无边恐惧,这是一个问题。枪硬于头与“血浓于水”,这是一个问题。鲜血和问题都是滚烫的。避而不谈“权为民所授”,避而不谈公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避而不谈如何依宪治国、建设“血浓于水”的机制,却空口侈谈什么“炎黄一脉”,未免离题万里。
去年8月,胡绩伟先生惠我三首诗,对其中《笑煞三尊老报精》一首,先生自叹:“难以发表”、“至今我也没有交给什么刊物”,诗前有段缘由:

在北戴河休假的李普老友(前新华总社副社长)来访我和谭文瑞(池北偶,也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我们在人民日报北戴河疗养院后花园的葡萄长廊下,品茶谈心,倾吐几十年新闻工作生涯的传奇经历;借古议今,甚为畅快。特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葡萄廊下论古今,傍海涛歌伴心琴。正确暗箱造假史,光荣黑幕掩真情;
伟大红旗摆权霸,英明金口赛昏君。怪哉喉舌无头脑,笑煞三尊老报精。

绩伟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而今己年近九十,作为人民日报的前总编、前人大常委、老报人,这首七古所表达的无限感慨,对如何理解“‘五四’以来的诗词创作出现了超唐迈宋、前无古人的杰作”,或不无裨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使写作题材大为丰富,促成了“超唐迈宋”的诗歌膨“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不过是另一种质和量。继“酒吧”、“茶吧”、“话吧”、“网吧”之后,“哭吧”应运而生,据说生意兴隆,伤心人有了可以放声一悲的去处,颇可算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一“吧”。有尊文先生感时五首可以为证:

雪飞国土步临门,衣上风尘印旧痕。今日骚人知世味,诗魂不值死灵魂。

吟谈约会赋风骚,谁是商汤谁舜尧。美丑人生当有别,难凭瞎眼上天桥。

适逢李杜醉无杯,雁塔晨钟步运催。有说唐吟音亮远,南山鸦噪暮云归。

藏龙卧虎不知年,旋转乾坤只在天,今有花红陶令酒,春光无限乐桃源。

人心日日甚虞中,并及童心虞亦同。于此谁知天下事,贫临讨米即成功。

“贫临讨米即成功”,没有人不想写出能名垂久远之作,但绝对没有人愿意以饱尝愁苦为代价“痛苦使然”去换取这个“成功”。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能把“坚持专政”与“不宜提倡”打个颠倒,岂非国人之幸!狭义的“痛苦使然”或大为减少,“前无古人”的“劫作”不是也就可以避免了么?
“有说唐吟音亮远,南山鸦噪暮云归”,“诗魂不值死灵魂”,对某些社会活动家无异于死灵魂的谀墓之作,尊文先生是深恶痛绝的,“人心日日甚虞中,并及童心虞亦同”。邵燕祥先生在写给江婴伉俪的函中对《半叶诗选》评价说:

……这是江婴呕心沥血之作,是半部中国现代史,又是你们半个世纪以上相濡以沫的记录,这是从诗选的社会政治意义来说。从艺术上看则大大打开了诗词这一体裁的视野,赋予按旧日诗教很难“入诗”的题材以艺术的表现。不知古(继承传统,包括士大夫忧天下的传统和诗歌兴观群怨的传统)者不能为,不知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现实而心中有数)者更不能为也。这部诗选,我以为同我过去较熟稔的胡遐之、李汝伦、熊鉴、何永沂诸先生(更不用说聂绀弩为代表的诸前辈)诗一样,其价值超过了个人创作的范畴,乃是历史通过你们的笔发出了真实的呻吟与呼吁。
……

知古,知今,反映真实历史。以此观之,吴尊文先生诗歌的价值正是由于“不宜提倡”而造成的“不平之鸣”。是真实的呻吟,其价值超过了个人创作的范畴。
2005.5.23
[注]参考书目:
陈章《“一引就错”与“不宜提倡”》(《雁塔诗词2005第十六期》)
李汝伦《八十载沉冤要翻-关于学衡派》(《净土2004第2、3期合刊》)
钱钟书《七缀集•诗可以怨》
《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严秀《我的忏悔》《随笔》2005第三期
述弢•《先哲的遗言》《随笔》2005第三期
李锐《“敏感作家”的表态》
附:江婴来函节录  

中陵:
吴老研讨会资料汇编收到。你的《痛苦使然》文,我读了,老伴也读了。老伴的评曰纵横捭阖,我认为痛快淋漓。不过,应该提提民歌,毛将“风”变为“颂”,变为“毛颂”,糟蹋民歌。而真正的民歌,即国风,却被毛“颂”淹没了。“大跃进”造成全国三年大饥馑时,长江流域有首民歌,我至今还记得:早也巴,晚也巴,巴了毛泽东来当家。要想吃大米,还得订计划。…                    
2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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