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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趣见闻录

谐趣见闻录


某君,谓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人也。上世纪七十年代,谋得一个体育教员之职。一夏日雨后傍晚,学生于放学路上,遇于某君。见其累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问之,乃曰:“撵绛(撵:方言,追赶之意。绛,方言,指的是虹,一种雨后太阳光折射在对方天幕的现象。)当时有同事戏之曰:“某君撵绛,白跑一趟!”,某君赧颜,知为同事蒙辱也。

某淑女,非谓其贤淑也,缘其大名中含一“淑”字。是女,文化素养低,且喜于卖弄学问。
一日,见对桌女同事周岁女孩宁,于桌子上成功抓取一把巧可力糖果,淑女极赞之曰,真棒夫,宁仔,能自食其力也!女同事对曰:可惜夫,我家之电脑,昨天被贼人“自食其力”去喽!
又一日(是个望日)晚办,淑女见皎月如盘,大为惊骇,“哎呀,吾从未见此等月亮!”人笑对曰:“此言不谬矣,不是你少见多怪,实乃百年不遇!”
淑女调离,自骑一自行车载一小卷行李,有同事相送,夸其轻车简从,女曰:咱是清官骑瘦马呗!

某地理教员,县教研室来查其授课后,责问,哪里有个菠罗的(dē)海?“怎么错了,俺老师就这样教的!”大家无语。
四、
公社教师大会上,某领导与个别教员交恶,借机,让其上台交流学习体会,实则当众检讨。教员上台后,面对全体制教师深施一礼,说道:老师们,我以前在背后经常骂教育助理是“鸡子蹬(骂人的话)”,这是不对的,我现在深刻检讨。其实助理,不是“鸡子蹬”,我再也不骂助理是“鸡子蹬”了……满坐轰然。
与此故事堪称姊妹篇的还有一例。其时,某农村派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一村民与生产队长干上了,工作队的干部,当然“清一色”的“护向”了生产队长,并且狠狠地“教训”一下。后来,开村民大会,工作组觉得还要让该村民“反省”,以儆效尤。该村民上台后,检讨说:我不听从领导是错误的,十恶不赦!……工作队同志说,不要在大会上说,工作队打我来……那好,我坚决听工作队同志的话,打我来,我也说没打……工作队的领导听了,直瞪白眼。

文革初,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那阵子,一贫管主任,在教师大会上,教训起教师来,说有的教师生活作风有问题,他说道:有的教师竟然和学生……这能行吗?若是教师和平教师嘛……坐在一旁的校长赶紧插话:“也不行”,贫管主任马上改口:“对,也不行!”又是一片哗然。

十年动乱年月,某住村干部,于某村派饭吃。当时,农村条件尚差,农户轮管干部饭,很少有能买上点肉的,即使有一两户能买上点,也是切得薄薄的,放上菜碗上,当地人称之为“碗头”。某干部为吃到这点“碗头”,很是费了脑筋。后来,听人说,这位干部还是从“老三篇”中找到“答案”——“愚公挖山不止”,这样山顶倒塌到自己这边,“碗头”自然成为口福矣

七十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两则大学招生的考试轶闻:一是,据说一大学招生出了这样一道题目,青岛的香蕉苹果多少钱一个斤?当时学生的答案是五花八门,多数是根据市场行情猜写的,也有干脆写上“X”,其正确答案是“100”;二是,据说山东大学工农兵大学生计算“1/2+1/2=1/4”,一时传为笑话。

一九八五年,我国始设教师节。那年成人函授入学考试,考完政治后,某入考的老师说:“时事政治题太偏了,我就答对了一题。”人问何题,曰:“教师节那题,我保准这题能得分。”问曰:“哪天呢?”“十月九日啊!”问者愕然。

某君名曰太,吾侪称之太君。此君为人不淑,尤长拍马。一友人戏之曰,太君,平素特像倭人,下面的吊丝犹存,俨然“太公在此”;在部下面前,那个吊丝即便收藏起来,好一个“大君”;一个旦来到上司面前,即刻将吊丝跑到右肩上,变成“犬君”了,一脸的奴才相。

许伟,虚伪也。同事一起研究学问,许君总是先问别答案,等别人道出所以,遽曰:吾亦如此考虑。一日,校长大人临堂听课,时正在教授文言文单元,许君对照讲议,大一声是范读,小一声算翻译,应付到下课。记得许当时正在讲《三峡》,课后,校长问一教师云:许老师,怎么讲《三峡》讲到毕昇的活字典印刷上了?后来方知,同教研组的老师在刻讲议时,将下一课的《活板》最末一段,移至同一讲议左下面,恰处《三峡》之后。也怪许君刚从小学随学生一起升初中来的,教材不熟,再加之没有好好备课,闹此笑话。
十一
某君小脑极发达,时常妙语连珠。
大集体时期,村里开磨坊,某君摩拟几台大机器之声音,曰:这台,“赔钱——赔钱——赔钱——”,那台“穷——穷——穷——”,可谓极尽心曲矣。后来,生产队买了一台旧拖拉机,某君这样贬谪道:花了两千八,买了台穷咕哒,队长推,会计拉,上崖没有劲,下崖没有闸……
一次,某君谈论起连襟来,骂其懒惰,说道:“我那个割不断(连襟)啊,上大连不用坐船——硬懒就懒过去了(当地方言,称“游泳”叫“滥澡”)”。
彼时,山村有替人取外号之陋俗。有乳名海者,某君即为海之子女,依次命名为“海蜇”“龙虾”“蛤蜊”云云,至生末子,其母央求说道:“这么个小孩,软皮蟹子样,不要再替他取外号了。”某君即曰:“那就叫软皮蟹子吧!”。
某君还为自家的孩子命了一大批关于“蚂蚱”家族的名号,诸如“蹬倒山”“双眉角”“小肉墩”“飒达尖”,其弟媳不乐意这样作践孩子,某君答曰:也没什么好外名取了,就爽性叫“毛狗儿串脖子”吧。看,还是这一家子成员。
后来,某君于某学校做了炊事员,他饶有兴趣地给自己奉了一个官职:“农村夏季田间管理三人小组第二副组长”。见炊事班长,装幺做大,坏道道还不少,戏称“日本小队长”, 见他眯着小眼睛,像个小老鼠,便呼其曰:“钢刀牙”“胡椒眼”“风匣受气公”。他还时常与后勤主任“较劲”,他见后勤主任仍然是个“民办教师”,家境贫寒,就称他为“饿皮虱子”“秕虮子”。
十二
梁上君,某古镇上一三等小蟊贼也。因其技艺拙劣,经常被捉挨揍,只好专侍老小弱势群体,老娘们经常受其侵害。不过,该蟊贼,也是取之于彼,用之于是彼,于是就有了,他与“姬”女关于讨价还价之说,听说为未严格区分动静状态界限,被人狠狠地“尅”过几回。因而,他每集“活动”,维持收支平衡即止,亦为充分保护其“行窃资源”,有时,城管啊公安啊,见面就还问其收获如何,真真警匪一家啊!
后来,听说斯贼,亦偶发意外小财:县某局座之千金,为再生个儿子,闹假离婚,便物色到梁上君,当然只是名义上之新郎,名义上之父亲。结果其未费半点力气,惟出示一下其身份证而已,就有一万多元白银进帐。一段时间,斯蟊贼坐享受其成,古镇上倒是清闲安稳数日。

舫子闲笔于乙未中秋
狗尾续貂一段:
“荷兰马列主义党总书记彼得森”
    这几天,最有喜感的一则消息莫过于下面这条:
    文革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共产党在拜谒中国领袖的同时,几乎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比如切格瓦拉就拿走六千万美金。此情此景激发了美国中情局的奇思妙想,他们通过荷兰情报机关,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彼德贝维化名为彼得尔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1972年之前应该是代办处——引者注),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运代表,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尔森自1970年开始,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通过和领袖们的接触,彼得尔森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了中G高层诸多的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中情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线情报。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每次彼得尔森访问中国都能带回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这样的资助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才终止,此时彼得尔森已经从中国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除了出版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荷兰版《共产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
    彼德贝维晚年对在中国的国宾待遇还是念念不忘,他说,“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的虚假政党终结后,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
    呵呵!想起来了,文革时期,许许多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访,对他们的称呼一般是“某某国共产党(马列)”,这些党的头面人物一般都得到“我党”领导人的接见,有些甚至上天安门,获得“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亲炙。每当“我党”有什么喜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批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实在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又或者“吾道不孤”的感觉。
    妙极了,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泽东的唁电。哈哈!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森。
    呜呼!当年我们中国人鸠形鹄面,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原来钱银就落在这些“滚钱滚粮票”(粤语中的俗语,意即骗钱骗粮票)之徒的手里,我们都当了冤大头,细细思量,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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