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教 不能回到那样的岁月

王中陵

不能回到那样的岁月
——《凹凸斋闲笔》序言
杨  教

    何希明先生是我未谋面的的文友，承其相赠所著《凹凸斋闲笔》大作并嘱我作序，作为该书所写时代与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我也觉得应该写几句大实话以酬相知。
    作者是位长期植根于生活底层，与黎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的资深记者，同时又是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草根”学者。其选注的115万字的《中国历代讽喻诗歌选》，真实地彰显了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把他心中想说，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不准说的感情与愤懑，用古今诗者的篇章倾诉出来，难怪自古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说。
    作者的经历与思想感情，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形态：作为资深的记者，本书可以说是明快的新闻实录；作为植根于民间的“草根”学者，本书又继承了中国古典笔记的传统。古典笔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我曾浏览过一套古典笔记大全，那可真是有待从多种角度深入发掘研究的百科全书，它鲜活地反映被正史掩盖的内容，记录了逝往的人民社会生活痕迹。新闻实录与笔记传统二者的揉杂与渗透，使本书真实、鲜明、生动地反映了被统治者有意抹煞、遗忘、淡化乃至歪曲的内容，书写了被损害、被侮辱的“群氓”生活，为后世子孙了解所书时代与社会，提供了真实的史料。
    例如，本书勾勒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底层社会的鲜明形态。说熟悉，是因为它几乎遍及全国，我们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其中；说陌生，是因为它超越了我们周遭境地的局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书中所写的芸芸众生，每个人身上都被官方牢牢烙上了某种终生相伴的“金印”符号，即按阶级与政治面貌划分为类似印度的“种姓”族群，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形成从上到下、由官到民的金字塔堆叠结构，处于最下层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新增加了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包括“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排列第九，故按《林海雪原》威虎山上“座山雕”的规矩称为“老九”。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规矩，因他曾经肯定过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排列，说过“老九不能走！”表明了他一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巧合古代掌故的。据传明代发现的宋人邓思肖所著《心史》，有元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之说，列为最后的两位是“九儒十丐”，以至“九儒十丐”成了后来鄙视知识分子的成语，全都属于“另册”黑线坏人范畴（实际上远不只这九类，他如地富子女、阶级异已分子、反动分子，等等）。在这种金字塔堆叠结构中，还可按政治面貌和阶级成份，划分很多贵贱高低的不同层次，居于上位者对居于下位者具有政治上的无限优越性，前者对后者可随意生杀予夺，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在这种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实践可行的真正法律，长官意志就是法律，也不存在任何道德观念，因为“批判封资修”把它们全推翻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的任何言行）都类似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是“圣旨”也是“法律”，是任何“革命行动“（如打、砸、抢、烧、杀之类）的唯一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它真实、完全体现了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政权的学说。在这种政权下，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可由自己支配的任何私有财产，也不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事实上是群终生活在形如没有围墙的大牢狱里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除了一切听命于“长官意志”外，这里是个完完全全被人权遗忘的具有“现代特色”的封建社会，而许多行径连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也望尘莫及，或者绝对禁止或者闻所未闻。
    与上述底层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是作者用速写的笔触，生动地勾勒了很多底层人物的群相。例如，一个村长为了惩处“黑五类”，隔段时间就要抽打他们。后来他做了一堆一米多长的有如戒尺的竹板，让他们每人手握一板排成一米间隔的圆圈往前走，每走一步就用竹板抽打一下前面的同类，谁不用力打就要挨村长的抽打，他的说法是：“你们这些人隔些时就要动动筋骨松松皮，不然，你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叫“以毒攻毒”，好处是免得自己动手打人费劲。对那些稍稍流露对党和政府政策不满或者发些牢骚的，都要受到另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让被斗者站在空地的中间，被周围十来个“干部”或“积极分子”推过来、撞过去，这叫“赶碰碰场”，好处是让被斗的人头昏眼花、痛苦不堪又不致留下外伤。他们甚至会把一个已病重畏寒的人抓来，用筛选粮食的风斗车对他猛吹，使病人不久便病重死亡，等等。生活在这种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根本不懂人道主义为何物的恶劣环境里，这些被损害、被侮辱者，被迫只能试图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命运而抗争，但换来的往往是更加悲惨的灾难：有人仅仅抱怨队长总是派他去干最可能危及生命的重活，就被报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因发泄不满情绪，在厕所里写了一条所谓“反标”，结果以“反革命罪”判了九年徒刑；一个被剥夺了全部财产的“地主”，因在规定时间里交不出追加的罚款，在喝了半斤酒后趴在河边把头伸进水里自杀了；一个年轻人因饿极，刨了根还未吃下的红薯，被抓后吊起来活活打死；以斗争地主为名，把他十三、四岁女儿也抓来，结果被武装队员轮奸了；大批四川姑娘为了脱离苦海，纷纷远嫁外省，不料她们又陷入另外的种种不幸。有人估计在困难年月四川有三百万以上的女性外嫁，造成了很多找不到老婆的鳏夫。
　　这些，都是我从书中随手拈来的平常例子，远比作者所写的人与事要简略得多，但仍使我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从时间上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即毛泽东从担任国家主席，到他死亡后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遭受“折腾”最多，中国人民经受苦难最深的所谓“前三十年”。人们所说的“折腾”，指的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政治运动，总与人的死亡相伴随；换句话说，只要毛泽东搞运动，就必定造成人的死亡，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全国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底层社会同样如此，“毛泽东的光辉”照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在劫难逃”。所以当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自然也涉及很多社会底层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些前人用血与泪书写的真实历史，最值得我们深思与反思。
　　我不想全面探索书中很多人如何死亡的具体原由，只想说点相关的小事。几年前，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同窗、难友写了一本自传嘱我作序。作者以明快、朴实和秀美的吴侬软语，叙述了他这个出生江南的农村孩子，怎样怀着报国之志考上大学，结果却成了“阳谋”的牺牲者，及其坎坷生涯中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故事，读后令人感慨万千。其中有段文字，写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山东省下乡支援“三秋”的见闻，我把它全文抄在这里：
　　这次下乡，是到黄河北面滔滔河水泄洪的齐河县。所谓“支援三秋”，不是说到乡下，给农民帮帮忙，干点轻松活，而是正而八经，要到那里像农民一样秋收秋种。开始，当听到校系领导作动员报告时，没往深处想，认为无非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怕苦怕累之类。但当我们上千名师生，背着行囊，唱着战歌，经过将近一天的长途行军，来到齐河乡下，大家不禁为看到的情景惊呆了：地里的玉米、豆子成熟了，菜园里的黄瓜、茄子长的又粗又长，显然太老了；但没有人收割和食用。进了村子，也不像往常，村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人声鼎沸，鸡飞狗叫，而是一片寂静；开门进屋，也是空荡荡的。人呢？农民兄弟呢？即使见到，也多是老年或残疾人。到了晚间，上级指示传达下来：对村里的一切，只要是“非正常”的，就不要随便问，更不要乱议论；而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吃过饭，洗过脚，就都早早歇息，准备明天干活；至于我，自然更得有自知之明。
　　我在序言里写道，作者在这里写得很含蓄，也很明白，但我担心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可能不知所云，就不妨在此直说了吧。这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政治之花，结出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经济之果，接着又带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许多人被活活饿死，一些人则逃离他乡。于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像，竟然出现在他的思想光辉照耀之下。作者在这里写的，不过是这场人为灾害的冰山一角，而且不只一个两个，一家两家，只能名之曰“非正常”，对此人们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自己装成瞎子、聋子，更不能对所见所闻“乱议论”，否则就成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里说的远在华北的山东。在我阅读《凹凸斋闲笔》时，竟然发现远在西南的四川，也存在类似情况，其悲惨程度更超乎人们的想象。在《粮食柜旁有三殍》一文中，作者写了胡佑德一家八口的生活：１９５８年父亲被征调去外地大炼钢铁，母亲一人在家抚育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兴办公共食堂时，挨家挨户收走铁锅，捣毁灶台，搬走粮食；把胡家所有的小麦、玉米和杂粮，连同仅有的两块陈年腊肉、几把挂面和十几个鸡蛋也全拿走，连盐缸醋瓶都没留下。家里有个母亲陪嫁的大木柜，装有大约三百多斤稻谷，无法运走，被贴上封条全部“共产”，警告“谁动了柜里的粮，谁去坐牢！”只得守着粮柜挨饿。1960年1月，胡佑德的二弟碧德在春节前两天饿死，不到十四岁；四弟伍德1960年2月11日元宵节（他的生日）饿死，刚刚八岁，临死时，母亲到公共食堂要一碗热汤，想暂时缓缓儿子的饿，被炊事员用饭瓢打落在地，母亲回来，孩子尸体都冰凉了；小弟伟德，1960年4月饿死时不足两岁，死时口中还包着他抓吃的泥土。不到三个月饿死三个孩子，都是在初中读书的胡佑德用背篼背到野外，挖个土坑埋掉的；剩下三弟任德和小妹健德，因能强咽母亲炒的粗糠活下，终因缺少营养体弱多病，成年后都过早死去了。
　　当时，饿死人是种常见现象。开始，见了死人还有人掩埋，后来就没人管了，路边、山坡、地里和沟渠也常见死尸。1961年5月，有个初中班学生去附近某生产队帮助收割小麦，割着割着就会碰见一具死尸，两天割完五、六亩麦地，竟先后发现五具尸体。从尸体腐烂程度和衣着看，他们都是头年在种麦时饿倒在地里的，身边还有劳动工具。胡佑德所在生产队1959年有20户98人，到1961年只剩下14户74人，死亡24人，死绝6户，其中一户叫谢王兴的五口之家，竟在一个月里全部饿死；三年全队没生一个孩子！
　　我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是有所为而为的，因为它们讲的都是真话，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可让后人了解我们那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老人关于中国人的几句话：“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作为一个中国人，黑格尔的这些话叫人心里很不舒服，但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颇有道理。在封建皇权专制时代，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所以不论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都得以皇帝的话为真理，所以，他们这些失去了“个人的权利”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在皇帝面前就呈现出一种“卑微的平等”；皇帝说谎，大家都得跟着撒谎；在这里判断是非靠的强权势力，不需要任何道德观念。除了自我消亡，“皇帝”不可能跟任何人“讲理”，也从来不会在“上帝”面前忏悔的。
　　中国是个受封建皇权专制影响极其深远的国度，这种影响不仅渗透于整个“中华民国”全过程（其中包括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这样的政治闹剧），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以毛泽东的“金口玉言”为真理标准，造成普遍的“官大真理多”社会现象，最后竟导致出现一场被称之为“法西斯封建专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毛泽东高高捧上神坛的政治闹剧。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假话成风，成为人人深恶痛绝的社会顽疾，正好印证了黑格尔所云“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过去是皇帝“金口玉言”造成的话，在现代中国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造成的，只要想想毛泽东怎样发动和领导中国人在“大跃进”中开展的全国性撒谎大竞赛，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荒唐事实；它至今仍流行于整个官场，以致“说真话杀头坐牢，说假话升官发财”，成为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呈现出的一种一直影响至今的“新常态”。唯予不信，不妨搜索一下落马的贪官污吏们，这些窃据高位，满口“革命”、处处体现“党的领导”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那些超前从国家那里“共产”掠得的财产，哪一分哪一厘不曾浸染“革命”的谎言！把他们落马前发表的反腐倡廉言论编纂起来，足可申报吉尼斯记录，获得一吨重大奖章。这种闹剧，他们至今仍戴着“正人君子”的面具在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还远看不到有干净终场的一天。官方所云“反腐永远在路上”之说，正好证明了官场这种人群之多、势力之强、痼疾之深、贼胆之大，他们在阴暗角落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揭露了他们这些信奉“马列主义”的“正人君子”、“党的领导”者的丑恶与伪善的嘴脸！
　　所幸的是，中国民族从来就不乏铁骨铮铮的硬脊梁，他们敢于在头上高悬“尚方宝剑”时也要“抗旨”的，诚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就遇到不少这种“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三年前，我收到一位四川读者寄来的信，要求把我的一篇发表的文章收入他所编中共党史研究精萃选集，以便后人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他是一位纪检干部，因忧心党的大量腐败事实，他不为名、不为利，以多病之身、一己之力，潜心搜集、整理党史研究精萃选集多年，准备献给相关部门参考。我为这位老者的精神所感，同意了他的要求。更让我感动的是，不久之后，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厚册资料，主要内容是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这本资料于2008年印刷，2014年7月再版的，书名是《我为被饿死的同胞们哭谏》。丰富真实的史料再现了大饥荒时期的悲惨景象，读后令人潸然泪下。他2007年9月24日致党中央的信中除如实报告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详细住址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人造灾难饿死大量的人，这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见到党中央有个明确的说法和结论。几千万人饿死近半个世纪了，可他们在临死时以微弱的声音呼天唤地，喊爹喊妈，喊共产党、喊毛主席救命呀！因此他提出了三条请求：一、请求党中央查实三年被饿死的人数；二、请求党中央作出明确的结论，是人祸造成饿死人的，是中央工作的严重错误；落实到人，要表明毛泽东应负完全责任；三、诚诚恳恳向饿死者赔礼道歉，使死者家人或灵魂有个安慰，使活着的很多老年人心里也欣慰。作者说他是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如果他这样做违纪犯法，他愿意接受处理，无怨无悔，请中央批示告知。信后署名“哭谏人：邹文奎”。作者在后语中说：“公元1959年至1961年造成全国性缺吃、少穿，人们少有权利和自由以致饿死人的严重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严重错误。”
　　邹文奎老人搜集的关于饿死人的资料，涉及多种报刊，反映的情况遍及全国，虽然是属于所谓“前三十年”的事，但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正如“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很多人仍至今难忘一样，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如何以史为鉴的问题，它关乎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按理说，一个老党员向党中央进行“哭谏”，应该受到高官们的重视，况且他所提出的三点请求合情合理，不难回答也应当回答，哪怕是像古时的皇帝批个“知道了”也好，结果却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似乎他们连毛泽东式的小圆圈也懒得画。大概他们都忙于党国大事吧，哪有时间处理这种来自底层老人的“哭谏”：要么是邹文奎老糊涂了，他“哭谏”了一个本来不该“哭谏”的问题，自找没趣，活该！
　　但我察觉上述“石沉大海，音信全无”的看法是不对的，正因为这是个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问题，所以在北京的反应也很强烈。仅就我有限的所见所闻，北京一个国家级智库机构所办标榜“科学”的大报，发表了一位代表官方的名人谈话，极力否认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事件，他的主要论据是：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饿死。这种说法是极其可笑的，中国和世界那么大，他没看见过的事多着呢，难道客观世界的存在能以他的“眼见为实”吗？足见这位名人对认识论一窍不通。他的话只能证明一点：在全国人民普遍挨饿的年代，他所属的阶层享有百姓无法享有的能吃好吃饱的政治特权。“名人”效应的利用如此拙劣，接着是“学者”上场了，还是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接连发表了一位地方院校的“教授”所写的文章，以被李鬼“夺权”前的《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所著《墓碑》为靶子，极力批判饿死三千万人之说是谣言，他的依据主要有：一是他声称的所谓人口学原理，二是他说核对了杨继绳著作的全部论据都是假的。但据北京人口学权威学者称，这位“教授”对他是非专业的“人口学”完全“不靠谱”，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明他逐一核对杨继绳的全部论据是假的真实材料。颇令人玩味的是，这位“教授”在文章中极力回避“饿死”二字而称之为“营养不良”，官方则代之以“非正常”说（据《凹凸斋闲笔》称，有的地方官员连“非正常死亡”也不准说，一律以“病”呼之）。在国内某类学者以“学术”的名义围剿杨继绳的《墓碑》时，《墓碑》却在国际上以其学术性荣获大奖。“名人”、“学者”都不灵了，最后是官方直接出面，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要遵守宪法的同时，却在内部发布了完全与宪法精神相违的指导性秘密文件，宣布了在国际引起轰动的“七不准”，其中包括邹文奎老人在“哭谏”中提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及所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严重错误”。“七不准”被曝光，接着是专政机关出手，把泄密者逮捕、判刑。在此同时，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一直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其突出特点是拒绝对历史事实，如所谓“前三十年”毛泽东发动与领导各种政治运动作认真的重新审视，特别是长达十年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成了阿Q头上犯忌讳的癞疤，谁也不准提，连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十年浩劫”也被遗忘了。如果有人胆敢提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就要扣下来了。这种拒绝正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和事实上反对以史为鉴的“历史虚无主义”，才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这家标榜“科学”的大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一些官方御用知识分子干的。知识分子有“社会良心”之美誉，但其中也不乏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他们习惯跟着政治风向走。诚如鲁迅所言，左的兴起时他们很左，压迫来了，他们又立即转向，甚至以出卖朋友向新的主子作见面礼。这种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见得太多了。近些年，我常常想起古希腊哲学中的“犬儒学派”，这个意译名称原本不含褒贬，指的是这个学派反映社会底层者的意愿与感情，与中国的墨家、道家有相似之处。但“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些学者在使用“犬儒”时，渐渐有些脱离原意有点“硬译”倾向，就是用来指“像狗一样忠于主子的知识分子”，其中以江青的自况最有典型意味：“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学界的这种变化有点与科学精神相违，但颇有点令人思索的讽刺意味。诚如恩格斯所言：狗认识主人是它的上帝，虽然这个“上帝”是个天大的无赖！
　　写到这里，似乎有点离题了，但我在上面说过，我这是有所为而为的。表面上看，《凹凸斋闲笔》中既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非鸿篇巨制、谠论宏文，所写不过是平民百姓的离奇个案，孤立起来看，这里几乎没有几篇讲的人与事是完整的，但综合起来看，它们每一篇都关系平民百姓的生离死别、冤情泣血，用原生态的笔墨着重描写了所谓“前三十年”的人民苦难。我一开始就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但如不把它放在特定的时代与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内容所蕴含的意义，是难以彰显出来为人理解的。由于作者的写作惯于用新闻性的“让事实说话”，故他很少使用阐述和评论性语言，每每只在文尾含蓄地点到为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为此，我不得不费点口舌多唠叨几句。但愿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再出现本书所写的人与事，也永远不再有《凹凸斋闲笔》这样的书，我的笔墨也不算白费了。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抄录鲁迅一百年前在《坟》中的几句话：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杨  教    2018.6.5

杨教，1934年生于洪湖，15岁时在川东报社当排字工人，后为记者。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散文小说《破帽集》、有学术论著《敝屣集》，绘画《葫芦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