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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陵

资中筠：恰恰相反，中国腾飞是因为学习了西方制度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以道统来制衡政统，就是在政治权力下，他们仍有他们所信仰的东西，比如说“仁”，在儒家文化制度下，也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仁”，在中国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以前是“礼治社会”，追求的是仁人君子，但现在这样一个土壤已经丧失了。您觉得，在精神层面，或者价值观层面，现在的知识分子欠缺的是什么？
    资中筠：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探讨了一百多年了，现在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传统断掉了。最开始的时候，你说的在王朝专制的下面，两千年来定于一尊，视儒家的道统为道统——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都对他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总的说起来，我喜欢用“士林”而不是什么知识分子队伍，有一个共识——什么东西是君子不为也，什么东西是道德底线。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在专制政权底下，那些士大夫已经很可怜了，能够表达的，能够坚持的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一点，为什么那个时候冒很大的风险还有人愿意坚持，甚至于为之杀头也在所不惜，而现在其实风险没那么大，真正坐牢、杀头的真是极少，但是也不大愿意说了，其原因就是我觉得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对价值的判断的这个权利被收回了。
    就是说过去的道统不在皇帝身上，因此一般的士大夫自己心里头有一杆秤，觉得哪个皇帝做得对，哪个皇帝做得不对还可以判断。后来就收回了，一切是非、真理都收回，跟权力合二为一了，你自己的判断权没有了，所以就改造思想，把思想都改造成跟领袖一模一样。经过了这一段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再如梦初醒，慢慢再回归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这个就有前有后。在这个过程里头还是有各种各样名缰利锁的束缚，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利诱，所以不可能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新的启蒙，也没什么太复杂和神秘的，就是你先摆脱外界的利诱和威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一下是非和常识，回归常识，这是第一点。
    启蒙是自己给自己启蒙，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子，你忽然明白了，原来我自己想的本来就是对的，不一定非得是领袖就是对的，就行了，你不一定相信那样的权威。
    另外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发现以前的这套是行不通的了，所以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这个新文化运动从晚清先知先觉的这些人里头已经开始了，实际上是把传统文化里比较优秀的一些因素，和外来的现代工业文明里已经实现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我觉得已经形成了相当好的一个传统，就是“五四”以后一直到四十年代末，大概有两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继承了这样一种中西比较优秀的因素相结合的传统，并且也摸索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道路。
    后来（这个传统）打断了，现在又乱了。现在有一个原因，过去中国就是弱，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这几年经济好像发展得比较快，于是乎又觉得一切又好了，就用不着再学习了，明明是很落后的方面也不承认了，就变成了这样。经济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也不承认这个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有这样的发展，是因为走了大家共同的道路的原因，走了现代化必走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还没有完全走好，忽然就觉得其实中国自己原来的都挺好的，就把这个归之于原来不用改的那个旧的模式里头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误解。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物质方面确实有很大进步，但是在精神方面非常苍白，非常空虚。我觉得既然作为知识分子，比别人先有机会多读了一些书，多思考了一些问题，不同于工程知识分子，做人文的，或者思考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责任，在有些问题上起一点启蒙的作用，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