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广丰 怀念梁从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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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梁从诚先生》
      记得今天是老友、世交梁从诫先生逝世十一周年。
      说起与梁家的交往，应上溯到前两代人。我父亲的姨父丁惟汾先生，晚清留日，追随孙中山先生组建同盟会。当时革命党和君主立宪派矛盾尖锐。梁启超先生访日曾给中国留学生讲演，宣传非暴力的立宪改良，而激进的丁惟汾在台下竞脱下一只老布鞋，扔向梁启超。真是不打不成交。上世纪二十年代丁惟纷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北方执行部日常工作期间，曾在北京和天津会晤梁启超先生，并曾专程去天津租界饮冰室拜会梁老先生，商讨古学。这是第一代。
    第二代是家父牟宜之，1949年初潜入北平，做何思源工作，3月和平解放后被叶剑英任命为首任北平市军管会的建设局长，筹备建都和开国大典的城市清理和建设工作。在此期间，他聘请了梁思成先生为建设局的主任工程师。可惜的是我父亲只干了三个月就被调走了，他的继任曹言行和赵鹏飞继续聘任了梁思成。
      第三代就是我与梁从诫。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时，就和从诫兄密切合作。1996年我在国家环保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任上奉命起草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刻意把“建立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积极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写进了文件；在起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第四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报告时也专门写了一段表扬自然之友的文字，大意是：最近在首都湧现出“自然之友”这样的民间社团组织，对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树立社会的环境公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这类环保民间社团要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当初梁先生担心这段文字不会被接受，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态度报了上去，因为我起草文件有解释和说明的机会。我相信领导同志是开明的，会接受的。果然，宋健同志在会上一字不改地念了上段话，《国务院决定》也专有一条建立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当宋健念完这段，我当即给梁从诫打电话告之，老兄很激动，《自然之友》还发了快讯。以后《自然之友》的一些活动，只要我在北京有时间就应邀参加。梁先生还给我一个聘书，好像是与敬一丹、徐刚、徐凤翔等几位一同被授予荣誉会员和荣誉理事。
      梁先生在世时，我们一年总有个一两次会面，追述老一辈的往事。我父亲反右时在城市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任上被打成右派，他的城建理念与梁思成先生完全一致，因为他早年留学日本就是学城建的，要不然叶剑英也不会留下这个军协部执行处的老部下帮他搞北平城市建设。在对待古建筑，犹其是城墙和城门楼上，我父亲曾与梁思成合作过。毛泽东在拆城墙和城门楼问题上有一个宏论，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懂历史，不知道城墙城门楼是阻挡农民起义军的，而他就是农民起义军，已经进城了，留着城墙还有什么用。家父和梁思成听到这个宏论立即分头找人，家父找的山东老乡多年的老战友谷牧，献言：李自成就是从徳胜门进来的，毛在延安化名就是李德胜，此门万不可拆。谷牧正好管基本建设，觉得有理，就进言周恩来。梁思成那边找的刘小如（北京规划局长）和万里（管城建的副市长），万也把此意报告给了周恩来。周请示了毛，毛也就同意了。当时别的城门都拆得差不多了，也只剩下德胜门和前门（正阳门)了。这也是老一辈联手干成的一件事。如毛在延安不叫李德胜，德胜门也许就没了。
      2010年10月20日，家毌病故，我在昌平国际友谊林买了一棵树葬地，准备安葬母亲，但家人意见不一致，大姐一定要坚持和父亲合葬八宝山，但母亲级别进不了一区，只能在户外墙上。最后决定父母都回山东。昌平国际友谊林就不用了。七天后梁先生离世，我和章诒和、章立凡到铁路医院送别梁先生，我又陪方晶老师去了八宝山，一直把梁先生送进火化室。在如何安葬梁先生问题上，他家人有所分歧，儿子梁鉴想将父亲安葬清华或北大校园里，女儿梁帆想将梁先生骨灰洒入长江宜宾李庄河段。最后方晶老师问我怎么办？我向方晶老师推荐了昌平国际友谊林树葬区，理由是梁先生是绿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其骨灰应该化作春泥，绿化大地。方老师接受了我的建议。我陪方老师去昌平办无偿转让手续时，得到当时区委书记的大力协助，很顺利地办好了手续。在梁先生下葬时，我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这么两句：“真心实意友自然，身体力行践平生”，我想这应是对梁先生环保一生的真实写照吧！
（牟广丰2021.10.27于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