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光 《凹凸斋闲笔》序言

王中陵

社会底层的呻吟和出版自由
——《凹凸斋闲笔》序言
杜  光

杨教先生来信，嘱我为何希明先生所著的《凹凸斋闲笔》写一篇序言。像我近几年收到的许多著作一样，《凹凸斋闲笔》也是一本作者自费印刷的非正式出版物。这些在丧失出版自由之后，仍能出现于社会的大量出版物（我称之为“山寨出版物”，因为它不为官方所容纳，不得不自费出版，有如被逼上梁山，有的被官方称为“非法出版物”，成为“扫黄打非”的对象），构成当代党文化泛滥之下的一道特殊的亮色，映照出被虚无的历史细节，睥睨着被自信的文化垃圾，呼唤着出版自由。
在这本书里，作者记述了数以百计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艰辛处境和不幸遭遇，以大量生死悲欢的历史细节，描画出毛泽东王朝的罪恶统治的一幅一幅凄厉图景。这些被历史的尘埃掩盖的旧事，有些是作者在事发当年耳闻目睹的实况，更多的是作者晚年在同旧友故交见面聚首时有意采集的信息，都是真人真事。作者在本书《后记》里明确表示：“本书所言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依据。”一篇一篇读来，仿佛是谛听着那些屈死冤魂的哀婉陈说，和他们对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的控诉。我既哀其横遭荼毒的不幸，也愤于使他们无法抗争的奴化环境，哀愤之余，百感丛生，联想翩翩。最强烈的感慨是毛泽东时代的罪恶统治不容重演，最突出的联想是只有开放出版自由，才能引导中国从专制统治转向宪政民主。
一、强烈的感慨
这本书所记述的，主要是底层社会从土改、三反到反右、四清，直到文革的一些动态。许多清白无辜的平民，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横遭凌辱，并且戴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成为被社会唾弃的贱民。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们平时备受歧视侮辱，运动一来，就批斗挨打，判刑入狱，有些甚至被活活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有些地主出身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心存报国，勤勉工作，却仍被打入另册，运动中往往被视为阶级敌人而遭到迫害。这些悲惨的历史片段，令人痛心疾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对无辜平民穷凶极恶地施加暴力的凶手，不是专政机关的公安军警，而是平日里同遭难者时相往来的邻里亲友，或同学同事，一旦反目，就视同寇仇，亲情、友情、人情、人道、人性，都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被燃烧得干干净净，同类相残的兽性则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本书的记录中，还有一些违反常理常情的荒唐事，如一个地主的儿子为了要求参军划清界限，竟用锄头把父亲打死。有个青年因父亲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多次要求入党未获批准，竟杜撰身世，谎称自己是母亲在外劳动时与人野合所生，不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有个富农的女儿因争取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居然谎报父亲奸污了她。还有一个青年，因饥饿难忍偷了一个红薯，就被活活打死。在一次斗争会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为了表现积极，竟用棍棒把狗屎塞进一个同族兄长的嘴里。这些难以想象的恶行丑事，都是曾经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事实，人性为什么会扭曲得如此卑鄙？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有几篇叙述计划生育的文章，除记载结扎、引流等蛮横做法给一些个人和家庭带来长期的痛苦与灾难外，还记录了当年的一些标语，赤裸裸地展露出计生政策执行者的野蛮和粗暴：“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更有些视人命如草芥的口号：“投水不救人，吃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通了就来，不通就抬，跑了就逮，死了就埋！”这些标语口号，已经远远超越了做人的底线。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以上这些零星的历史细节，拼接出一幅基层社会的百态图，读来令人唏嘘！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这些大多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人间惨剧，有些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何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寻找社会灾难的根源，有哪些找错门、走错路的教训，都应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以免重蹈覆辙。遗憾的是，执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拒绝讨论历史上许多造成社会灾难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和教训，而且封杀揭示历史真相、探讨历史教训的文章和书刊（如2007年1月查禁“八本书”，2016年7月采取流氓无赖的手法，抢占劫夺《炎黄春秋》，就是鲜明的例证）。这样一来，不但遏止了对毛泽东时代的大量错误和罪恶的揭露、批判与清算，并且助长了复辟毛式独裁统治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薄熙来复辟毛式统治的“重庆模式”已被粉碎，但文革遗毒仍在不断泛滥，为“四人帮”翻案、歌颂文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赴韶山朝拜者络绎于道。更值得警惕的是，媒体报道到处都在争先吹嘘拍马，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正在死灰复燃，我们面临着毛泽东式独裁统治重回中华大地的严重危机，《凹凸斋闲笔》里记载的悲剧，很有重演的可能。
产生这个危机的基础，在于毛泽东时代那些造成灾难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根源，那些找错门、走错路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与批判，迄今依然指导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原则，无异于毛泽东时代。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它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的演绎。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蚩蚩群氓的悲惨人生，有力地批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教。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报刊媒体，都异口同声地宣称，经过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许多事物都被加上社会主义的华冠，如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但是大量小人物备受凌辱而发出的呻吟，却撕开了社会主义的面纱，揭露出封建专制主义的狰狞残暴的真面目。它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既不是教科书里描绘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党在四十年代曾经宣称将要建立的那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是赤裸裸地定于一尊、残民以逞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事实胜于雄辩，这本小小的山寨出版物，是对官方媒体那些铺天盖地、自欺欺人的谎言的揭露与批判。
二、突出的联想
据作者来信说，他曾经奢望能公开出版他的这部著作，去年联系过十多家出版社，没有一家敢于出版，因此只好打印几十本，分赠亲朋挚友。当然，对作者来说，这不无遗憾。其实，这种现象，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了。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舆论一律，定于一尊，官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已经成为不可移易的铁律。享有出版自由的，只有符合于钦定意识形态的颂圣滥调。许多富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著作，只能自费印刷散发，远不能发挥作品的宣传教化作用。有些著作送到香港出版，则不许进口，海关没收，邮局拒寄；有人复印扩散，竟被判刑罚款。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已经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马克思曾经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是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集中体现和有效保证，也是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枢纽。我国自启动改革开放40年来，在80年代曾经有过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一些民间或官方、半官方的研究团体和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理论著作，国内少数学者重新探索社会发展前景的思想成果，也能出现在报刊和书店里，从而为长期处于思想饥渴状态的朝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促进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思和觉醒，催动了1986年和1989年的民主革命高潮。这两次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虽然都遭到执政当局的镇压而失败，但在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上，却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这同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是分不开的。
“8964”之后，从“五不搞”、“七不讲”到不许“妄议”，禁区重重，八十年代那些十分有限的自由，经过一次次的查禁剥夺，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版自由的踪影了。
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标，归根到底是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虽然经济上发展迅速，而在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却有进一步专制化的趋势，公民的自由权利被不断剥夺，意识形态的管制日益严峻。社会如此畸形的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日益迫近。摆脱危机的最佳选择，是将改革开放从片面转向全面，全面地改革，全面地开放。实现出版自由，正是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突破口。
开放报禁书禁，实现出版自由，是开展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卫生等等各个领域体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它首先是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最有力的工具，是关押权力的最好的笼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入门通道；同时，它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广阔的园地，将有效地促进科学和文化繁荣，这属于文化体制的改革；此外，它可以培植公民意识的发育滋长，为所有公民创造平等参与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机会，成为迈向公民社会的垫脚石，这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改革。至于教育、卫生、科技、环境等等领域，也都将会因为有了出版自由而催动自身的改革开放，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总之，实现出版自由，将会带动其他各个领域的自由，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套用马克思说的“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也可以说：“有了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就有了保证。”
《凹凸斋闲笔》所记载的底层百姓的不幸遭遇，是对那个草菅人命的独裁统治和专制权力的控诉。它呼唤着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与劳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打开出版自由的大门，走上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康庄大道，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奋发努力，才有可能达到。
这是我阅读《凹凸斋闲笔》后产生的最强烈的感慨和最突出的联想，略记于上，以应杨教先生之嘱 。
                                                              2018年8月5日

杜光  原名林道茂，浙江温岭人，生于1928年，1946年后就读于北京大学，1948年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特种刑事法庭传讯通缉，遂更名离校。1958年初在中央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因支持1989年的学生运动，1990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年来，评论时政，写了四百多篇文章，约三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