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王志成《屈原与苏东坡》

车天启

屈原与苏东坡

                                           王志成

   这个题目比较大，且不好比较，但为何还要写，原委事出有因。丁酉端午前后，文人骚客照例少不了以赋诗填词的形式来抒发情怀和感叹，以纪念屈原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缅怀他那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高贵品格。各地诗词网站此前已纷纷推出专刊，气氛甚浓。本地诗词学会也不甘落后，《天汉诗词网》也先后编发了两期《端午诗话》。纵览各地斑斓诗篇，词客诗友无不对屈原的高洁情操，忠贞情怀和他那以《离骚》《天问》、《九歌》等为代表的气魄恢弘、风格悲怆且浪漫的诗赋作品，表达了无比景仰之情。同时，也感受到端午节独特的文化内涵魅力。本人遂也不辞谫陋，以《丁酉端午有感》为题，匆撰七律一首，忝列其中：

一自珠沉痛汨罗，孤高风骨代悲歌。
离骚忧愤终流放，天问思深意疗疴。
节引商家香粽俏，殇哀士子祭诗多。
龙舟竞渡欢声动，莫教忠魂逐逝波。

     但毕竟是今人祭奠古人，且往事已越两千余年，历史已进入到现代文明的今天，因此，虽佳作纷呈，但也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我大致归纳了一下，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端午节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传统节日，国家给了一天假，对于大多数辛勤工作的人来说，放假意味着休息，享受轻松快乐。不必搞的过于复杂，承载太多。至于说端午安康和悲伤哪个合适，老百姓实际上不管这些。如“蜜粽香囊皆我愿，何须天问更离骚。”（车居民《端午诹诗》）更多体现了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天问》和《离骚》固是逸响宏辞很美好，但还是留待专业人员去研究探索吧。二是认为屈原是“愚忠”。一心效忠朝廷，但当权者又不信任，以至于酿成悲剧。何不顺应潮流，良禽择木而栖。如“七雄争霸果归秦，富国强兵一统遵。勿学愚忠方寸小，离骚警世示来人。”（郑和平《端午遐思》）此诗即含有这层意蕴。“君王选臣子，臣可择君王，楚国不如意，去投秦始皇。”（李树喜《假设》)则更是一反过往，独抒己见。三是认为不必为此去投江。“端午望重阳，人间路正长。蒙冤不跳水，等看菊花黄。”（李树喜《不跳》）上述一些看法，我觉得都各有其理，一家之言，自可探讨。好在有“诗无达诂”一说。第一种是以一颗平常心看节日，以求祥和快乐。第二种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此种思维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虽然四方豪杰志士东方不亮走西方的事例不乏。但屈原认为，自己作为楚国的社稷重臣，楚国是他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开创出来的，既是他的国，也是他的家，有国才有家。故他既不能投降敌国，也不愿奔往外国，这便是屈原的家国情怀，亦即强烈的爱国精神。后眼见复国无望，便以死明志。这便是屈原的担当精神。故第三种说法虽有隐忍图强从长计议之意，但也未必能切合屈原当时那种悲愤绝决的刚烈之情。试想，若在此家国破碎之际让屈原去改换门庭，投奔强敌秦国，或委曲求全，那屈原也就不成其为屈原了。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那么推崇屈原的原因之所在。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以至于唐代诗仙李白也发出了“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感叹！屈原之所以受到后人世世代代的崇敬和怀念，正因其精神不朽,风骨永存！他的死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悲剧，死的重于泰山。但诗人们更多的还是认为，纵览历史发展，以死告世，还是轻易不可使的。这正是“养成人后应酬世，不理想时正待君，岂可戕身求一死，双亲哭到日沉云。（魏义友诗）还是应多学苏东坡，旷达、坚韧。这倒很合吾意。
    苏东坡比屈原晚出生1300多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今之“苏堤”，就是当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治理西湖的功绩。年轻时苏东坡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屈原的崇拜。嘉祐四年（1059年），亦即21岁的苏轼刚中进士之年，是年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此地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屈原塔》这首五言古诗。称“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对“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充满了无限景仰之情，并发誓要成为屈原那样的人，有志有节，绝不苟合。真是心有灵犀，异代相通啊！苏轼21岁时便高中进士。既有兼济苍生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欧阳修在阅他的卷子时，曾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初入仕途的苏轼即被作为宰相人选。然而，就是这位看似前程如花似锦的苏轼，与屈原竟很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在仕途中惯于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而不肯妥协苟合，故而一生坎坷，历经贬谪。所不同的是，他学会了迂回。尽管多次被贬，他从未迷失自我，也从未放弃希望。缘于苏轼毕竟是一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大才，且被贬也可看作是他对人生的一种咀嚼，正因为仕途多舛，才炼就了他这副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得以坚持走完充满苦难的人生旅程。仅以“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至偏僻的黄州为例，一个被朝野公认的旷世奇才，昔日的京官，一下沦为戴罪之身。但在黄州，他却能荷锄开荒种地，幷挥笔写下了被称为千古绝唱的“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面对挫折、痛苦和不幸，毅然唱出了“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一腔豪情。使后世历代文人骚客顶礼膜拜，相来恨晚，黄州古城也因“东坡赤壁”而闻名于世。苏轼善于苦中作乐的旷达情趣，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缘于对先贤的敬仰，庚寅春，笔者借参加黄州“全国农村题材诗词创作座谈会”之便，有幸拜谒了东坡纪念馆，并攀上了当年坡公开荒种地的龙王山。睹景思人，感慨万千！遂以《登龙王山》为题，口占一绝：“龙王不见景生愁，苏子当年为口谋？堪笑乌台罗织者，可知二赋壮黄州！” 今录于此，以作纪念。“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从第一次被贬黄州的四十五到五十岁五年，到再贬惠州的五十九到六十二岁 三年，再到第三次遭贬，发配至蛮荒之地海南儋州的六十三到六十六岁四年。苏轼，这位备受后人景仰的文学巨匠，在其从政为官期间竟3次遭贬，行遍人间崎岖路，尝尽酸甜苦辣情，历尽排挤、打击和屈辱。面对这残酷的命运，苏轼却始终挺直脊梁，笑看得失荣辱，用旷达之心走完了人生历程，铸就了自己的千古英名。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心态铸就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那么，在当今社会，探讨其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诚然，在那个封建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和朝廷充满了党争的时代里，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生失意无南北”，“不如意事常八九”。从古至今，人生的道路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挫折和磨难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积极的处世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厌世更不可轻生，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从而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自强不息，去谱写那篇应由你弹奏的或苦或乐亦或苦乐兼伴的人生乐章。这也可视为端午节带给我们的一些思索和感悟吧！